中国盲足缘自天津踢向全国

在刚刚结束的里约残奥会上，中国代表团收获107块金牌、239块奖牌，创51项世界纪录，连续第四届夺得金牌和奖牌榜双第一。其中，一支没有拿到奖牌、却代表着世界强队水平的参赛队伍也受到了英雄一般的致敬和礼赞——中国盲人足球队。里约之行，让很多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这一特殊的运动员群体。

起源于西班牙的盲人足球，机缘巧合中却是由天津“推广”向全国的。如今，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的绿茵场上，一支暂时只有8人的盲足队伍正在训练——他们正备战2019年在天津举办的中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

第一次比赛踢了一个多小时

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的体育老师汤群已任教32年，在2005年带领天津盲足队在海南海口参加全国首届盲人足球锦标赛之前，汤群已经是赫赫有名的盲人乒乓球、盲人门球金牌教练了。2004年雅典残奥会，男子五人制盲人足球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彼时，中国没有一支盲足队——这如何面对4年后的北京残奥会呢？天津的第一支盲足队伍组建得很仓促，“2005年，我带领孩子们在兰州刚比完了门球，就接到残联通知，让我找几个全盲的孩子，去参加年底盲人足球比赛。”汤群的第一反应是，自己不懂足球呀。最后协商，外请一位教练。汤群第一次见到这位叫张国荣的教练已经是在火车上了，两人手里都有一份盲足比赛规则，两人商量，自己先看明白，再给孩子们讲明白：“比赛场地四周都配有护板，盲人球员带球突破或无球跑动时，如碰到护板就意味着到了边界，必须返回……”

这份规则，和天津、和汤群有着直接关系。天津有一位日本盲人教育家青木阳子，因为盲人工作的关系和汤群成为了好伙伴好朋友。青木阳子对汤群说，在日本不但有盲人乒乓球，还有盲人足球，汤群说：“好啊，在中国也可以推广。”日本的盲足运动起步比较早，当时已有比较成熟的盲足比赛经验。在青木阳子的帮助下，汤群拿到了盲足比赛的录像和规则。“我把这些日文资料给了大连盲校的于凡夫教练，他是足球运动员出身，他建议送到中残联。”经过专业翻译后，盲足规则向全国推广。汤群不是足球教练，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份资料的重要意义，“我没在第一时间里组队，但当时的江苏等省市已经开始选拔队员进行训练了。”盲足比赛采取五人制，双方各有5名队员上场，4人须视力完全丧失，无光感，守门员是视力正常的健全人运动员。海口的比赛是在12月举办的，这支天津盲足队伍一共有10人，队员大部分是汤群带领的门球队的队员，还有几个是学校喜欢田径、足球的学生，“主要考虑这些队员体能还不错。”海口的这次比赛重在推广，“但天津队谁都没有接触过盲足，没有进行过训练。”

在汤群的记忆中，当时大约有22支队伍参加了这次比赛。分组后，天津队的第一场比赛是和河北队厮杀，“非但教练、队员不熟悉盲足的规则，连裁判也不熟悉。”第一场比赛就踢了1个多小时，队员们累得忍不住地喊：“怎么还不结束？不是说只有半小时吗？”当时河北队的守门员个子很高，还是其他同行教练提醒汤群“打低平球”，于是作为在场上用语言协助队员进攻的引导员，汤群也直呼：“低平球低平球……”尽管天津队进了一球，但是最终还是以1:2负于河北队。“毕竟有体育的底子，孩子们的悟性相当强。”天津队的孩子们虽然累，但是很“过瘾”，一场比赛下来就熟悉了规则，这支从没接触过盲足的盲足队，取得了全国第七的好成绩。“盲足比赛用球，里面有铃铛，球滚动时就会发出声响，运动员听声辨位来确定运动着的足球的方位。”汤群说，最早没有专业足球时，队员们就用塑料兜包裹普通足球来训练，塑料袋和地面摩擦也会发出声音。天津的第一个盲足专用球，还是大连送来的，“捧着一晃就丁零零作响的足球，大家都舍不得踢。”

敢跑才能踢 场上“四位一体”

汤群开始“兼顾”天津盲足队。2006年，在哈尔滨举办的盲足锦标赛上（实际是2007年第七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预选赛），天津队取得全国第七的成绩，成功晋级。当时，天津还没有标准的盲人足球场，队员们是在普通足球场上进行训练。在正式比赛前一天，天津队才到比赛场地，进行了赛前唯一一次适应性训练，当时张国荣教练另有任务，由汤群带队。教练、引导员不可兼任，倍感压力的汤群让守门员刘伟做教练，自己还是当引导员。在场地上，按照汤群的要求，队员们除了进行带球、射门训练以外，还用手仔细地摸挡板、球门，每个人用脚步丈量比赛场地距离，“在比赛之前，大家的脑海里已经有了整个场地的立体图。”

比赛中，不少队员已经开始利用比赛规则进行“技术性犯规”了，比如在比赛场上直接“假摔”，在汤群看来，这是队员们在比赛中真正去体会足球的乐趣。“现在的盲足比赛比我们早期的时候进步多了，比如当时我们引导员，只会说"向左""向右"……现在已经能准确地以"45°"这些精准的词来指导了。”

盲足的“观赏性”更加震撼。盲足国家队的辉煌战绩也给所有参与者带来激励。里约残奥会上，虽然最终只取得第四名，但在对阵西班牙队的时候，中国队9号球员从中线右侧带球突破至禁区破门得分，一人过掉了西班牙队整条防线，让球迷大为膜拜，甚至隔空对喊中国国足：“你们是否汗颜。”对于这样的比较，汤群只是说，盲足队员更加艰难，付出的更多。由于球员也不能兼项，培养新队员势在必行。2009年，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足球专业的徐学立接受了学校盲足训练，体会到了“从零开始”的艰难。“他们看不见，所以要让他们摸着学，每一个动作，教练要摆好姿势，让队员从大腿、小腿到脚背一一摸过，慢慢感受。然后，他们模仿姿势，教练又开始一点点摸着去矫正，告诉他，用脚的那个部位去带、去踢。”训练中，教练和队员还需要通过拍手和口头提醒，让队员保持方向感……“盲足也是一项"危险系数"不小的运动，所以更要注意安全。”在徐学立看来，勇敢和耐心是踢盲足训练的基本素质。第一步就是敢跑起来，冲破视觉带来的影响，而耐心，更多的是指成千上万次单调甚至枯燥的体能和技术训练。如今的“老队员”崔家玮告诉记者，他觉得跑圈这样的体能训练特别枯燥，远不如在场上踢球时，那种不顾一切拼起来的带球、射门甚至撞击刺激，“现在，我是老队员了，要拼也要提高技术，把咱天津队的成绩再提高一个档次。”盲足比赛现场还需要3个指挥员，由教练员、助理教练员以及守门员担任，教练员在中场位置，助理教练则在对方门后，守门员在自己后场。球到了哪个位置，那里的指挥员就大声提示自己的队员，进攻或者防守。徐学立说，球场上是教练员、引导员、守门员和队员“四位一体”，口令是盲人运动员的“眼睛”。

训练之余，徐学立还是比赛讲解员，有时电视播放足球赛，他就把电视声音关掉，自己讲解球场上的球员攻防技术。有时枯燥的训练还容易引起孩子的逆反和烦躁，这时，徐学立又要进行心理辅导，“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磨炼。”

面临青黄不接的尴尬

偶尔，徐学立也会急躁，在一次训练中，怒其不争的徐学立说了一句“不教了”的“狠话”扬长而去。结果晚间，小队员们主动到他的宿舍里，以讨论球技来道歉，这让徐学立感动非常。去年，中残联举办的民间盲人足球争霸赛上，由徐学立手把手教出来的盲足队获得第三名的成绩，这让他信心倍增。但，随着学生的毕业，他不得不面对青黄不接的尴尬。

汤、徐二位教练坦言，这几年天津盲足队的成绩其实并不理想。原因之一，就是队员的组成。“几乎都是学校的学生。”盲足比赛不分年龄层，天津队的平均年龄偏小，这就来带了体能的问题，比赛中比较吃亏。“近些年，天津盲童的数量在大幅减少，这是好事，但在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选材的范围。”培养一个合格盲足球员，最好是在16岁之前有兴趣，进行体能和一些简单技巧训练，16岁后，开始3年左右专业训练，到19岁，大约可以作为一个合格球员，“但这时，这些球员开始毕业走向社会了。”应届毕业生王浩，曾是一名盲足队员。如今他利用网络，从事一对一教授吉他以及音乐制作等工作，作为一名教练眼中的“成熟的队员”，他在毕业后，几乎已完全脱离了和盲足有关的训练，“我现在想每天有人引导着我跑5公里都没有办法。”王浩觉得，引导员不固定也给比赛带来困扰，“比如队员习惯左脚射门，引导员却在球在右脚时，就让射门，这准确率肯定低。”徐学立说，由于缺乏相关的政策、机制，引导员都是临时聘请的，“很多都是我一起踢球的朋友们来帮忙。”

此前，曾有报道称，中国盲人国足的特训补助不过一个月300元。经费、场地、人员配给以及盲足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安排等诸多问题都是大家需要共同面对的。天津队里，还有几个队员并非完全没有光感，可能面临赛前被取消资格的问题。徐学立说，并不能因为这条标准就剥夺他们喜欢足球的兴趣和参与球赛的热情。对于2019年的比赛，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党支部书记刘庆敏说，一方面，学校将会从政策等多方面支持包括盲球队在内的各项体育运动，“就像办学方针：尊重需求、开发潜能、融入社会、追求卓越，我们希望孩子们通过参与体育运动而变得更强大。实际上，从不少毕业的盲足队员身上，我们已经看到那种坚毅的品质了。”另一方面，也希望社会给予盲人运动更多的关注和各方面的支持。“2019年，我一定会回到学校参加比赛的。”王浩这样告诉记者。年龄小的在校生是“储备运动员”，青年的成熟运动员在比赛前，能从各个社会岗位上再次集结，通过集训在比赛中发挥拼搏精神，这是包括汤群、徐学立等在内的众多残障体育以及残障教育工作者们对于残疾人运动予以的希望和理想模式。 文/新报记者 单炜炜 摄/新报记者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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