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欧洲足球超级联赛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足球与资本的关联反映的是跨国资本在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下的体育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图源：网络）

导读

8月2日泰晤士日报报道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以下简称欧足联，英文缩写为UEFA）宣布就西班牙马德里的当地法院针对欧洲足球超级联赛（以下简称欧超联赛）的判决结果向欧盟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提出上诉。

之前位于马德里的第17商业法庭裁决欧足联无权以禁赛罚款等任何形式处罚参与欧洲足超联赛的足球俱乐部，欧足联随后在该法院提出的上诉也被驳回。虽然欧超联赛在此之前已经暂时胎死腹中，欧足联和欧超之间的拉锯战短时间之内还不会终结，因为他们背后的资本势力会长期活跃在足球产业的竞争之中。

足球与资本的关联反映的是跨国资本在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下的体育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这个大趋势值得人们深入的关注和探讨。

欧超联赛的由来

创立欧洲足球超级联赛的想法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多次浮出水面，皆因欧足联的反对和威胁制裁未能最终成型。最为典型的一次是1998年十四家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成立的G14 组织。

G14意图脱离欧足联旗下的冠军杯赛事 （European Champions League）创立自己的跨国超级联赛。但在欧足联的威逼利诱之下，G14拿到经济上的一部分补偿于2008年宣告解散。

此后，一些原来的G14成员俱乐部一直在地下状态秘密谋划成立新的欧超联赛，并和摩根大通（JP Morgan）为代表的华尔街资本达成了实质性的协议。

在新冠疫情全球爆发的背景下，足球产业失去了非常重要的门票收入，俱乐部普遍陷入亏损，2020年欧洲全行业较去年营收减少37亿欧元。[1]

欧超联赛在此时机下于2021年４月18日正式宣布成立，12家创始俱乐部为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马德里竞技，英超的big6即曼彻斯特联队，利物浦，阿森纳、热刺、切尔西、曼彻斯特城，以及意大利的尤文图斯、国际米兰和AC米兰。

12家参与欧超联赛的俱乐部有３家英超俱乐部是美国资本在运营，此外AC米兰的所有者是美国的对冲基金艾利奥特管理公司（Elliott Management）。

由于足球产业的过度资本化，顶级球星的收入已位列全球运动员收入的金字塔顶端，精英球员的收入也足以让他们轻易的成为千万富翁。资本的不断深度介入还造成了转会市场的恶行通货膨胀，导致俱乐部运作球员转会的成本节节攀升。

欧足联虽然此前出台了财政公平法案，但法案的实施存在诸多漏洞，甚至有业内人士认为欧足联出于自身利益偏袒某些破坏财政公平的俱乐部。

目前涉足欧洲足球产业的资本主要分为欧洲的本地资本，以及来自美国、中东、俄罗斯和远东的外来资本。

一些外来资本财大气粗，他们投资足球市场并不在意资本的直接收益，而是通过打造一流的体育平台获得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例如，卡塔尔王室投资的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在2017年为巴西球星内马尔支付2.2亿欧元的天价违约金促使其加盟，之后很多超级球星的身价皆以亿元（欧元）起价。

与此同时，资本大鳄的兴风作浪使得很多中小俱乐部的生存举步维艰，底层足球从业者的收入也少得可怜。

欧足联有时候为照顾中小俱乐部造成的比赛收益分赃不均反过来被豪门俱乐部认为是一种劫富济贫的倒行逆施。表面上看，欧足联长期的不当操作导致豪门俱乐部奋起反抗，成立欧超联赛。

美欧两大资本阵营的对抗

德国和法国作为欧盟最重要的两个成员国，对美国资本主导的欧超联赛表达了坚决的反对态度，没有任何一家来自德国和法国的俱乐部参与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欧超联赛让脱欧的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和欧盟形成了统一战线。英国首相约翰逊公开谴责成立欧超的企图，并声称欧超如果成立，英国政府将不会继续批准成员俱乐部外援的劳工证，这意味着这些俱乐部的竞技实力将面临大幅度的削弱甚至毁灭性的打击。

世界各地的许多足球迷更是对欧超联赛嗤之以鼻。很多人在抗议活动中打出标语：“足球由穷人创造，被富人窃取 (Created by the poor, stolen by the rich)”。

在各方压力之下，英超big6、意大利的米兰双雄和西班牙的马德里竞技在 ４月 20日和21日先后宣布退出欧超联赛，只有皇马、巴萨和尤文图斯坚持宣称12家俱乐部已经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坚持留守名存实亡的欧超联赛。

8月16日，退出的九家俱乐部宣布重返欧足联主导下的欧洲足球俱乐部协会（ECA），这也意味着欧盟的本土势力巩固和捍卫自身阵地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然而欧足联和欧超创始俱乐部之间的博弈并没有因此结束，各路资本仍然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足球产业这个庞大的市场。

除了试图创办欧超联赛，华尔街还将目光投向了各国联赛，在遭到德甲和意甲的拒绝后，美国花旗银行私募风投基金的欧洲分部 (CVC Capital Partners) 宣布注资西班牙足球联赛，以获得该联赛的部分股权以及相当长期限的联赛转播权，该投资方案获得了联盟42支球队中38支的的同意，但西班牙最大的两家俱乐部皇马和巴萨认为这种卖身契般的合约无异于饮鸩止渴，在表决中投票反对该方案，并坚持追求自身的欧超联赛计划。

欧超联赛遭受如此多质疑的关键原因一方面是该方案将废除传统的升降级制度，并可能对足球比赛的其他规则做出调整。注重观赏性而非竞技性，形成类似NBA模式的美式体育联盟，彻底颠覆欧洲足球产业的现有秩序和规则。

另一方面，豪门俱乐部抱团，将进一步扩大与小俱乐部的收入差距。目前，足球世界的贫富差距已然非常之大，英超big 6的营收在2018-19赛季占到了整个英超20队总营收的58%。[2]

非欧洲五大联赛的其他欧洲俱乐部和众多的次级联赛球队收入则更低。欧超会让草根足球更加难以为继，进一步破坏整个足球产业的生态体系。

从本质上看，围绕欧超联赛的争执是美欧两大资本阵营对欧洲足球产业主导权的竞争。

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和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运动项目，产值占到全球体育产业总产值的四成以上。欧洲足球产业的产值在2019年达到了289亿欧元[3]，华尔街资本盯上了这块鲜美肥腻的大蛋糕。

美国资本已经不满足于通过投资球队和各国联赛来取得收益，而是要通过主导整个产业和制定自己的规则来获得超额利润。

欧超在G14解体十几年之后死灰复燃，除了疫情的助推，根本上还是足球资本化的畸形市场逻辑带来的恶果。

如果说球迷与欧超的对抗是纯粹的体育情怀与资本的对抗，那么欧足联与欧超的对抗就是两种资本模式之间的竞争。把资本看作一种权力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欧超联赛折射出的是国际政治层面的“大棋局”。

体育商业化和资本异化

各方围绕欧超的博弈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哪种资本模式更合理，收益更大， 归根结底是从统治阶层的视角讨论资本控制形式。

资本已融入足球，足球也已融入资本，这种“双重内化 (double internality)”[4]从根本上反映了资本在体育产业商业化和垄断竞争中导致的人与社会的异化（alienation）。

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异化意味着人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在异化中表现为分裂为二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这种由主体所产生的对立物，反过来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吞食主体的力量。

相较于资本对于人的异化，资本对于社会的异化同样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华尔街跨国资本就像一个巨大的生物变异体，试图以一种碾压式的姿态触及它尚未到达的欧洲足球产业的每一个角落，并吞噬一切。

如何才能让资本支配下的体育回归人的“类本质”？这一切得从足球的最根本——球迷——说起。足球的资本化实际上是球迷身份认同的商品化。

一些西方左派评论家认为应该完全摒弃现有的资本主义模式，将足球变成一项社会主义运动 （socialist sport）。他们主张球迷应该通过民主的机制参与俱乐部的经营和决策。这种想法具有乌托邦的色彩，几无实现之可能。

即便资本主义模式是全球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下足球的必然归宿，资本就不必重视和尊重球迷的选择了吗？皇马俱乐部主席弗洛伦蒂诺把本土球迷为主的现有球迷群体称为遗产型球迷(legacy fans)，声称俱乐部应该争取更多的来自海外的未来型球迷 （future fans），言下之意是俱乐部现在的球迷数量已经不能满足赚钱的需要。

虽然本土球迷对俱乐部的忠诚不能成为Benedict Anderson 定义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 但球迷和球队互动所创造的基于社区的文化上的共同记忆（communal collective memory）正是足球商业化的起点和必备条件。

资本狡猾贪婪，但绝非万能。如果球迷和俱乐部一起创造的共同记忆被轻视和忽略，未来型球迷就只会是一些所谓的“荣耀追逐者”（glory hunter），他们来的快走得更快，那时资本在足球世界也将变成无源之水。

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欧洲和美国体育商业化模式的异同似乎和传统意义上欧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异同颠倒了过来。

在美国的体育联盟中，有工资帽制度和球员交易限制，一些俱乐部需要在联盟中共享一部分盈利，弱队拥有优先选秀权。在欧洲，球员交易完全遵循自由市场竞争，博斯曼法案更是确立了的合同到期球员的自由转会权，俱乐部分享盈利更是天方夜谈。

在竞技方面，美国的主要体育联盟诸如NFL, NHL, NBA 和MLB都没有升降级制度，这与“奖励成功者、惩罚失败者”的自由资本主义竞争逻辑相悖。

相比之下，欧洲更加推崇自由竞争精神，奖优罚劣，成绩不好就要降级，次级赛事的优胜者会得到升级。现在的情况是，“社会主义”欧洲的资本主义足球模式受到了巨大的威胁，美国人用自己一贯蛮横的作风试图挑战一部分欧洲人“高于生命”的足球情怀，暂时碰了钉子。

但未来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欧足联不能平衡好各方利益，设立欧超联赛的呼声还会卷土重来。这场足球世界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似乎可以成为自由资本主义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Deloitte, Annual Review of Football Finance 2021.

[2]Deloitte, Annual Review of Football Finance 2020.

[3]同上

[4]Jason W. Moore,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2015).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作者：吴丹，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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