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彭德怀在会上发言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存在数据造假

老覃在前年写过《管理员介绍庐山名称的来由，毛主席不语，事后指出：你的说法有误》一文，文中提到，1959年，对毛主席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究其原因，是1958年底的天灾以及各种因素导致国内经济生产出现了窘迫形势，毛主席忧心如焚，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各地搞调查研究，连接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到了1959年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一心想把经济搞上去。

此外，老覃还在另一篇题为《毛主席回韶山没见到五弟，急得连发三问，工作人员答：他是富农》的文章中讲到，1959年6月24日，毛主席视察湖北武汉工作结束，眼看离8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有一段时间，难得中间出现了这样一段空闲时间，就在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回了一趟韶山。

毛主席回韶山，是人民群众津津乐道的话题，为此，老覃还写过《毛主席回韶山请乡亲们吃饭，他放下犁就来了，光着脚，坐主席身边》《1959年，毛主席去韶山水库游泳，遇一农妇，主席连呼三声，观者动容》《毛主席回韶山给父母上坟，遇一农妇，称她为姑祖，她现在身家过亿》《毛主席在韶山要和乡亲们合影，李银桥突然低叫：主席，“露馅”啦》等一系列文章。

老覃在更早一些时间写的《毛主席原配罗氏：深得公婆喜爱，主席外出求学前到她家插了四行秧》一文中提到，毛主席自从走上革命道路后，一生仅回过五次韶山：第一次在1921年，第二次在1925年，第三次在1927年，第四次在1959年，第五次在1966年。

现在，但人们常常谈论起的“毛主席回韶山”，通常指的都是在1959年的这一次。

从1927年到1959年，时间相隔32年，毛主席这次回家乡，心情无疑是喜悦的。

但是，他在家乡停留的时间不满两天（6月25日下午5点44分回到韶山冲，6月27日上午10点30分离开韶山冲），接下来，就兴冲冲地上庐山开会了。

再补充一下，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主席多次主持召开中央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按照纠正“左”倾错误的精神，降低生产指标，制定具体政策，发指示，提要求。

经过这半年多时间的努力，毛主席也知道国际和国内都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实际工作中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他认为总的形势是好的，而且会越来越好。

毛主席打算把这个会开成“神仙会”，让大家在庐山跳舞、看戏、游览，消除大家的焦虑的情绪。

1959年7月1日凌晨，毛主席乘车登山时，从江西省省长邵式平的口中得知，庐山的盘山公路共有396道弯。为了验证，他兴致勃勃地准备了四盒火柴，每盒整整100根，每转过一道弯，他就丢一根火柴。结果，不多不少，就是396道弯。

当晚，他下榻于庐山180号院后，写下了著名的七律《登庐山》诗稿，开首的两句即为：“一山飞峙大江边，欲上逶迤四百旋。”

该诗的最末两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更与他在几天前写的《回韶山》最最末两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相映成趣，充满了自豪和喜悦之情。

但是，他的这种自豪和喜悦之情很快就被彭德怀的一封信给驱赶走了。

与毛主席相反，对于参加这次会议的彭德怀来说，他是怀着沉重的心情上庐山开会的。

原本，在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了近50天的友好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便不顾舟车劳顿，早早就到了旃坛寺国防部大楼去办公。

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汇报了国内的经济形势和当前部队思想情况，说全国不少地方灾情严重，有的地方已经断粮。

听到这些汇报，彭德怀再也坐不住了。

1958年，毛主席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彭德怀曾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后的3个半月里，先后到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等十多个省区的农村进行考察，对日益严重的浮夸风忧心忡忡。

这时候听了黄克诚的汇报，深感如不尽快纠正“左”的做法，国民经济将受到更加严重的影响。

随后，他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发出的中央于7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

当他知道这次会议的精神是“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若干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就决心大力纠“左”，批评“共产风”、“浮夸风”，以便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上了庐山，他无心游览庐山胜境，除了参加会议，就是用心研究中央和各部、委的文件，以及积极参加小组会议的讨论。

会议按照当时的行政大区编组，共分为六个组，彭德怀被分到了西北组。

从7月3日到10日，他先后作了7次发言和插话。

他认为，重症必须下猛药。

所以，在发言中，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拐弯，不抹角，即使有的地方涉及了毛主席，他也直接说出来，不加掩饰。

他说：“我们党内历来是纠‘左’难，纠‘右’易，‘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又说：“建国以来取得的一连串的胜利容易让群众的头脑发热，他们向毛主席反映情况总是报喜不报忧，长此以往，就会使得计划超前，生产滞后。现在呢，我就觉得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也才刚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就一下子进入公社化了……”

彭德怀越说越激动，直言不讳地说：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存在数据造假，去年搞的是增产数嘛，实际并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过，实际只增产了百分之十三。”

彭德怀的发言，只是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毛主席并没有亲耳听到。

会议印发的《简报》，特意把彭德怀发言中的那些刺眼的字句，特别是直接涉及毛主席的那些话都删去了。

彭德怀对此很不满意。

毛主席全面阅读过《简报》后，于7月10日召开了一次组长会议，强调缺点错误是少不了的，但成绩是主要的，就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最多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问题，希望大家冷静下来。“左”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总是揪住不放。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毛主席还指定胡乔木等7人成立一个起草文件小组，负责把各组的讨论意见加以集中、整理，写出庐山会议议定的记录(草案)印发各组研究修改，准备最后定稿，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

按照预定的安排，庐山会议将于7月15日左右结束。

但是，在7月12日，彭德怀读了胡乔木等人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后，觉得“其基本精神是纠‘左’的，但还很不彻底”，会议一旦就这样结束，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的“左”倾的错误就可能继续发展下去，难于收拾。

于是，他下决心写一封信给毛主席，希望引起毛主席对纠“左”工作的重视。

信尚未开写，彭德怀就预感到信中会有些地方会特别刺眼的，因此，他在信的开头先打预防针，写：“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其实，彭德怀不必要这样的，但他又觉得，如果信里面的内容只是泛泛而谈，那还不如不写，一写，就要写点刺激的，那样，才会引起毛主席的重视。

但是，毛主席读了彭德怀的信后，认为信中所写，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里面所列“大跃进”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超出中央1958年8、9月以来所一而再，再而讲的东西，属于老生常谈。

毛主席还觉得，彭德怀在过去的历次会议上“不提意见”，现在会议已经接近尾声了，却突如其来地写了这样一封信，很值得交给与会代表讨论。

于是，他没有立即作评论，而是于7月16日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让人把彭德怀的信打印分发各同志参考，宣布会议延长一周，并通知留在北京的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等立即上山来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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