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落后的阿富汗电视媒体曾经远比想象的发达

《电视与阿富汗文化战争：以外国人、军阀和活动家的方式呈现》

Television and the Afghan Culture Wars: Brought to You by Foreigners,Warlords, and Activists

简介

Wazhmah Osman是坦普尔大学传媒学院的助理教授。她同时也是一名制片人和纪录片导演。她于2008年至2014年再次回到她的祖国，进行田野调查。在2009年-2010年间，她用母语达利波斯语与普什图语调查了26个阿富汗电视台节目策划与制作的过程，并记录了它们的收视率。

Osman出生于阿富汗，成长于美国。其多元的成长环境使得她可以用一种独特的视角看待阿富汗近现代的发展。她强调，阿富汗是一个由各个部落、民族聚合起来的松散国家。每个部落都有着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且以集体为重。

● 瓦兹玛·奥斯曼（来源：坦普尔大学官网）

在此基础上，作者批评了俄罗斯和美国干预阿富汗局势的做法。她提出了“帝国凝视”（Imperial Gaze）这一概念，用来指那些以“发展阿富汗”为名，实际上是在压榨这个国家的行为。与此相对的概念则为“发展眼光”（Development Gaze）。

电视是阿富汗重要的信息传输工具。一方面，电视传媒刺激人们的情感，使人们的观点变得极端，亦可能会使阿富汗重新回到各族割据的封建时期；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成功塑造了一个社会公共空间，加强了人们的民族-国家观念。

● 阿富汗乡村的电视机（来源：How TV Finally Returned to Afghanistan After 30 Years of Censorship）

阿富汗的电视台多为富商们所拥有控制。电视对于大众也起到了平衡各势力观点的作用，它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反映他们周边生活的节目。他们彼此的政治倾向均有不同，其中一些改革派的电视商会一定程度上放宽要求，而一些保守的每隔一段时间还会进行自我审查。作者在本书中谈及了几个特定的电视台，例如官方的、代表所有民族的阿富汗国家电视台（RTA）；由阿裔澳洲人创立，常由美国人资助的黎明电视台（ToloTelevision）以及作为美国电信公司与阿富汗通讯信息部重点的阿里亚纳电视网 (Ariana Television Network)。

在阿富汗电视台中占比最大的为进口节目。电视中播出的外国电视剧与电影大多来自印度宝莱坞与土耳其。为了保持收视率，各地电视台必须从各种渠道引进印度的节目，即使他们已经被审核机关警告。

电视节目可能会引起民众的暴力行为。出现在镜头前的女性形象经常会触动一些伊斯兰主义者敏感的神经，促使他们作出冲动的暴力行为；依附各地民族的区域电视台被指责“想要将阿富汗重新部落化”；民众们还指责一些电视台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向外来势力献媚讨好。对此，作者提出，虽然一些电视台的确在煽动人们的极端情绪，但他们正在逐渐被边缘化。每家媒体都会有一些自己资助者不愿报道的新闻。然而，由于媒体的权力分散，当一家媒体放弃报道某件事或某个角度时，其余媒体会顺势跟上，蚕食市场份额，迫使原来的媒体保证其报道公开性。

● 2017年，在阿富汗创立的第一个女性电视台“Zan TV”（来源：RESET）

作者在此书中提到，帝国主义话语与以中立姿态说出的话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在当下，信息流的内容极大程度上受到了强权的渗透。她谴责当下媒体研究的风气：当下的自媒体受到了外部势力极大的影响，甚至被西方强权集团所控制，然而某些研究者不仅对这种渗透视而不见，还在歌颂自媒体与数字媒体对人们的好处。奥斯曼认为，当下的阿富汗与英国殖民时期的阿富汗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阿富汗媒体的历史

阿富汗的媒体至今已经有148年的历史。自1873年，阿富汗第一家国家报刊“Shamsunahar”成立。1920年，第一个无线电发射台建设完成。在这之后的1825年，广播于喀布尔正式投入使用。阿富汗的电视业起步较晚。1978年，第一个电视频道在日本的资助下正式推出。

在查希尔国王时期，公民拥有一定量的自主言论权。1964年宪法与1965年颁布的新闻法在一定的限度内保护了大众媒体的言论自由。然而，在达伍德政变的1973年后，言论逐渐收紧，数十家报社被关闭。在这个时期诞生的电视台也自然受到了一定的挤压。苏联进入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阿富汗的电视台和媒体都进入了苏联的宣传部门的管辖中。

20世纪末，塔利班政府采取了严苛的媒体管理法。在原教旨主义的教法下，人们不允许使用甚至拥有电视机。1996年，新掌权的政府关闭了国内所有的电视台。1998年，塔利班开始在阿富汗境内破坏电视等电子产品，并宣称任何私自持有电视的个人都将会收到罚款、鞭刑或拘役的处罚。只有阿富汗北部的一个小地区仍然还保留着一个名为“巴德赫尚”（Badakhshan）的电视台，每天只播放三个小时的电影与新闻，观众也仅有五千人。在塔利班首次执政期间，电台中播放的为精选新闻和宗教节目，印刷报纸也被禁止进行读者问答等行为。

2002年后的卡尔扎伊政府时期，电视媒体得到了蓬勃发展。数十家电视台在阿富汗各地成立，这里也包括国有的阿富汗国家电视台（RTA）。然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府不希望他们的腐败被媒体报道。于是他们便通过一系列的非政治手段来控制、恫吓甚至袭击媒体工作者，并在信息获取方面施加阻碍。

2021年8月，塔利班再度进驻喀布尔。政权更迭后，一些本地人反映他们仍然能回忆起塔利班曾经的政策，害怕塔利班恢复世纪初的媒体管控。

目前阿富汗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仍是无线电，其新闻自由度在世界位于118名。

● “阿富汗之星”作为国内第一的歌唱才艺比赛节目，已在黎明电视台频道播出12年，旨在打破民族语言和性别壁垒，催化社会文化变革，引领着阿富汗音乐产业的发展。（来源：Afghanstar）

阿富汗的媒体正在领导社会变革。尤其是电视媒体，为观众提供娱乐和教育。阿富汗媒体被认为是成功的典范，在十几年内从无到有，商业上获得了盈利，节目产品日趋专业，媒体人员充满活力，并在文化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但同时，许多媒体又为有权有势的政治宗教领袖所掌控，真正能够完全独立传播交流信息的少之又少，大多服务于政治宗教或其他宣传需要。塔利班上台后，繁荣发展的电视频道正在被打压，进行一系列调整。2021年8月之前，阿富汗有几十家电视网络，超过170个无线广播频道。数周后媒体权利组织报告称，由于资金和自由限制问题，超过150个新闻渠道已经关闭。

● 喀布尔的Asmayee山脉被称为“电视山”，见证着近年电视广播站的迅速发展。（来源：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

在塔利班执政以前，私人电视频道黎明电视台是阿富汗试图成为现代化国家的象征，它提供的节目多种多样，有警匪剧、自由政治辩论和连续播出15季的娱乐比赛“阿富汗之星”等。现在，大约有100个黎明电视台的员工逃离了阿富汗，其内部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电视台如履薄冰，尽力使自己不越过政治红线。“有伤风化”的土耳其肥皂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有关斋月礼拜和饮食传统的文化节目。女性的线上主持人依旧存在，但她们每天必须谨慎选择自己的穿着打扮和用词。

● 9月3日一家喀布尔餐厅内的黎明电视台广播（来源：法新社）

每章概要

在现在的文化战争中，对于人权和媒体权利活动家，以及其他改革者和保守者而言，过去的历史对于鉴别什么构成“真正的”阿富汗文化、什么被标记为“外来的”是非常重要的。以此为依据，在第一章“理性辨别现代化：固有现代性，外来入侵，及其冲击力”中，作者通过强调几个关键时刻及其影响，向读者们展现了上世纪改革和现代化项目的简明历史。为了使内容清晰易懂，作者还陈述了这些复杂社会生活和政治运动中她自己家庭的立场和角色。利用这些案例研究，作者展示了从殖民时代到冷战时期，英国，俄国/苏联，和美国主导的干涉有多少带有“帝国凝视”，给那些国家带来好处，以阿富汗作为牺牲品。

在第二章“帝国主义、全球化和发展：重叠和分离”中，作者更深入地探究了外国参与的动态，来评估其对当代的影响。这里作者逐个案例分析了发展项目，揭示了一幅更加复杂矛盾的图景。911后阿富汗的国际发展干涉催生了帝国主义的、带有问题的计划，但也有一些具有积极作用。尽管“帝国主义计划”以居高临下的态度面对发展国，短视、表里不一并且只考虑赞助国的利益；但有益的“发展项目”却出于好意，充分进行研究、合作、共享，带来公平且立足于发展的根本。

● 阿富汗黎明电视台（TOLOtv，波斯语طلوع）是阿富汗最著名的私人电视台之一，在2016年1月21日，黎明电视台曾遭到塔利班自杀袭击，至少7位员工身亡，这引起了广泛的国际谴责，人们认为这项袭击是对阿富汗媒体自由的侵犯。（来源：维基）

第三章“阿富汗电视生产:特色政治经济体”展示了不同类型经济体的概况，这些经济，体同其民族和的外国附属机构一起，塑造着阿富汗电视产业独特的轮廓，规划着关键的政治参与者；而外国附属机构则支持资助了这一切。作者对一部分阿富汗电视台进行了研究剖析，并将他们分成三种：国家的、宗派主义的、针对观众的。商业上最成功的电视台，例如黎明电视台（Tolo TV）、阿里亚纳电视网（Ariana Television Network）和第一电视台（1TV）完全淡化了它们的民族属性。这里作者也展示了媒体法、公众抵抗空间和其他基础条件是怎样促成了充满活力的媒体环境的。

● 里拉·阿布·卢赫德（LilaAbu-Lughod）是当代最著名的中东民族志学者之一。他在其著作《国家戏剧——埃及的电视政治》中提出了“发展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即电视的形式表现国家对现代化和发展的需求。在常常由现实主义文学改编成的电视剧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被作为国家向现代化道路成功前进的象征。（来源：Golden age divas on the silver screen: Challenging or conforming todominant gender norms? Journal of African Cinemas Volume 8 Number 1）

第四章“生产者和生产：‘发展凝视’和‘帝国凝视’”中，作者首先回顾了关于电视研究的相关文学作品。在西方的传统中，电视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作者将这一西方传统与非西方国家中对电视的概念进行了对比，并利用这两种理论依据作为框架将其与阿富汗的例子进行了比对。基于里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的“发展现实主义”理论（developmentrealism），作者将“发展凝视”和“帝国凝视”进行了区分，认为两者虽都以发展的名义为前提，但只有“发展凝视”可以带来真正的进步，因为帝国主义凝视具有内在的表里不一性——以发展的名义进行压榨寻租。

● 阿富汗针对女性的电视台zan tv（تلویزیون زن）在2017年成立于喀布尔，主要聘用女性员工，并提供针对阿富汗女性问题的节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曾评价其“是一场激进的冒险。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电视产业被男性掌控，且16年前女性被禁止进入新闻页甚至教育的国家中”。2019年电视台记者Najwa Alimi获得瑞典政府颁给人权捍卫者的Per Anger Prize。（来源：维基）

第五章“脆弱和危险的人群：女性和普什图人”,是对之前一章的延续。受近代历史中性别暴力、内战和民族紧张关系的影响，阿富汗和“发展凝视”的两个主要对象是需要被“拯救”的女性和普什图族。其中普什图族由于其与塔利班的联系被时刻提防，人们担心他们会威胁国家安全。这两个群体也是过去和现在“帝国凝视”的对象。实际上，许多电视台呼吁采取针对这两个群体的行动。他们在电视节目中被质询的不同方式，有时导致危险后果，也描绘了发展凝视和帝国主义凝视的区别。

第六章“收视和观众：阿富汗人民的需求和渴望”，探究了这样一个当时阿富汗电视业中的重叠、分裂现象——节目生产者想象观众所需要的、以及电视节目生产商们实际生产出的节目。基于对阿富汗观众的采访，作者发现，阿富汗电视台在尽可能传达给民众们，代表公众及不同民族群体人的观点与阿富汗女性境况改善和未能完全发挥潜力的原因。作者的研究暗示，在经历超过四十年的战争和动乱后，阿富汗观众总体上对于媒体和新闻业有着极高的期待，尤其是对电视业。这些观众希望电视能将导致数十年战争、性别暴力和宗派斗争的罪魁祸首——地方国际军阀绳之以法。借助公共声明、新闻报告和政治讽刺，媒体工作者揭露、调查并曝光地方国际军阀和政府官僚的腐败、滥用权力和暴力使用丑闻。

作者也表示，进行反思或转向娱乐都是战争和其暴行的解决方法。通过电视剧和现实电视节目，阿富汗媒体节目制作者让广大的电视观众群体瞥见多元的生活方式、文化以及各地人民对待性别的行为方式。这对于开放私人和公众空间，讨论国家层面的敏感文化事件来说非常重要。本章证明，阿富汗人对更高精神上的秩序与其对公平和娱乐的追求并非相互排斥。

在结论“阿富汗媒体的未来，阿富汗的未来”中，作者重申了媒体的要求和身处动乱的阿富汗公众的期待。作者的结论是阿富汗媒体生产者正在达到民众的高要求。毫无疑问公共空间的联合力量和广播媒体是阿富汗集体行动的有效社会工具。但是公共空间的浮现和迅速扩张有着巨大的代价。上层媒体人员和富裕的媒体拥有者常常抛头露面的公众人物，例如政客、军阀和毒枭、宗教领袖或商人。他们雇佣保镖，在壁垒森严的大宅里生活；而底层的电视人员和报道者却不断受到威胁、身体攻击，甚至因此送命。“如果对媒体工作者的暴力持续发酵且政府对此不进行任何惩罚，阿富汗的未来可能会越来越暗淡。”现在，自我审查正在媒体工作者间越来越流行。除了当地暴力和审查机构的威胁，作者还阐明了外国干涉的问题，即通过暴力、操纵选举在阿富汗开采自然资源。作者证明带有“帝国凝视”的帝国主义项目在阿富汗是存在且盛行的。

编译：阿富汗巴基斯坦编译组

审校：冯蕾

排版：陆颖璇

特别声明：所有资讯或言论仅代表发布者个人意见，乐多体育仅提供发布平台，信息内容请自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