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家徒四壁他依然用一生诠释着对球队的忠诚

我叫保罗·卡皮埃托，那个传闻中的尼斯疯子球迷，狂热地追逐比赛和恶作剧是我生平最热衷的两件事。人们已经习惯叫我“牧羊人”，可我知道自己的形象绝非听上去那么人畜无害，劣迹斑斑，精神错乱，惹事生非……更多时候这些标签才适合贴我身上。

我的足球人生从来没有妄想得到过旁人的认同，当然我也不需要。假如我挺过了去年冬天的那一场大病，现在大概已经快74岁了。

一到尼斯的比赛日，我就会踩着雪橇板，骑着脚踏车下山去安联里维拉球场看球，当然还会披着我的偶像加里波第的同款红袍，人们倒是对我的奇装异服早就见怪不怪了。

没有比赛的时候，我就回到在南法郊区的深山老林的家中。那间屋子在山顶，每次骑回村子以后，最后一段路得自己走上去。那里不通电也不通自来水，家里的院子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山上的小溪淌过。这屋子冬天不暖，夏天不凉，还好我有个朋友科瓦维奇，实在天冷的时候他都会让我留宿在他家。

我不用手机，大家经常三四天会联系不上我，不过其实也没人会在意。不像年轻时一样生龙活虎，这几年身体也经常出现些健康问题。以前还会经常探访我的一位医生朋友，不过自从他退休之后我也就不太出门看病了。我的名字再度被人们想起，已经是去年的12月9日了，只不过这一次报纸上留给我的红黑版面变成了黑白，甚至我都忘了要和谁告别。

我祖父建造了利奥拉格朗日体育场，而我就出生在那块地方，可以说足球贯穿了我的整个人生。长大后我成了尼斯队的死忠，那里至今还留着我的“专座”，每次攀上这颗球场外的树，安联里维拉球场的盛况就能被我一览无余。他们老觉得在树上看球就是异类，其实场内场外又有什么区别呢？

大多数时候，我还是会在看台上和所有的红黑人一起为尼斯加油，只不过比一般人更容易成为焦点。尼斯的每一位球员我都如数家珍，球队表现不好的时候偶尔我会抓狂。人们经常不理解一个七旬老汉为何这么卖命地在观众席上博眼球，可我始终觉得，真正值得被热爱的足球就应该是载歌载舞的，热情不仅取决于场上的球员，还有场下的互动，有时候我只是想让忙碌的人们可以聚在一起。

我一直都在扮演给球迷带来快乐的小丑角色，希望以后我不在了他们还是能一样快乐。听说主场的顶层看台自那以后就一直挂着印有我头像的巨幕横幅，真想去现场看看长什么样。

不仅在球场上，在生活中人们也把我当成了和小丑一样的怪异家伙，我就是个举目无亲的孤寡老头。因为有些口无遮拦的性格，后来亲戚们也纷纷接受不了离我而去。年轻的时候我在萨瓦当滑雪教练，后来每次去球场都踩的那两块雪橇板就是那时候留下的。不像这几年三天两头去球场，早些年我一直呆在阿尔卑斯山上。我记得有次自己发明了新的技术动作，可领导碍于条条框框就是不允许我这么教，我们俩争执不下，最后闹得不欢而散，我就失业了。

好在有这个特长，退休后我竟然和刚来尼斯的雨果·洛里成为了朋友，直到他去了英国以后我们还时常保持联络。我一直记得洛里在临行前送了我一件球衣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那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有朝一日能和自传一起出版就太好了。

可毕竟失业了太久，后来的很多年里我都就靠着每月260欧元的退休金度日，所以正如人们看到的一样，我的出行工具……只有自行车。不管春夏秋冬还是半天黑夜，我都是骑车出门，光是从家里往返安联里维拉球场就有70多公里。

不过实在太远也不行，去马赛的话我一般提前两天出门，至于最后能不能赶上，还要看我骑车的速度。再远一点，我就只能搭火车了，但我其实还没正正经经买过火车票，家里到现在还积压着了几千欧元的罚款和没付过的催款单。

有次去圣埃蒂安看比赛，可能是因为没买票吧，火车开到一半不知道是谁把我的自行车丢了出去，我沿着铁轨找了一路，最后也没找到。

我邻居说，他们平时开车经过山上的蜿蜒小路，只要看见远处有一团灰白色的簇绒，就生怕不小心撞到我，他们还得想着法子避开我。

后来家门前的路倒是被拓宽了，可我家外边的邮箱也被收走了，邮件和账单收不到也就算了，现在连退休金我都收不到了。我气不打一处来还无处申诉，只有那次我一口气从家骑到了巴黎去和那些官员理论。

当然因为看球的事，我就没少和政府打交道。法国警察总是为了治安就禁止客队球迷来看比赛。第一次因为这事被捕是在圣埃蒂安，绿军球迷对我都很友好，也不觉得是种挑衅，我都已经和他们打成一片了，可还是莫名其妙被警察给抓了，连主队球迷都在要求警察放了我。那一天我偶然遇到了Canal 的评论员帕加内利，尽管身处圣埃蒂安大本营，但他依然在赛后采访了全场唯一一个穿着红黑球衣的我。这段采访上了电视，可能看上去更像是在挑战政府的权威，最后这一幕出镜招来了警察。

最麻烦的一次就是去年三月的韦洛德罗姆，我继续无视禁令独自前往了马赛，在进场外就直接被抓了。到了警局，我就静坐着和平抗议，一句话都没有说，盯着摄像机镜头足足一个多小时。然后谁能想到，我直接被这帮家伙送到了拉蒂莫内医院，在那个精神病院一呆就是七个小时，他们完全把我当成了神经病来处理了吗？如果不是帕加内利来警局保释我，鬼知道我在那地方还要呆多久。

我的偶像是加里波第，每当披上他的同款红袍，我就感觉他就在我身边，他的反叛精神一直影响着我。当然我只是个无名之辈，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自己争取一些微不足道的权益罢了。我的生活很普通，喜欢去加里波第广场一个人看看书，和附近的人聊聊历史或足球，或者去酒吧和人们说说自己的骑行旅程。比赛一结束，我也会收拾好情绪，和他们一起收拾好看台的垃圾，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拿到安联里维拉球场没卖光的三明治，我就拿出去和场外的流浪汉们一起分了吃。

我好记得70岁生日那天，尼斯的里维尔主席在比赛前亲自走到我身边，把印有我绰号的球衣送给了我，这是这么多年来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我的Facebook平时都是我朋友在运营，那天我离世以后，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网友给我留言。

其实对我这个疯老头来说，生与死的问题早就不会再困扰我，早些年我骑车一头栽进沟壑，我迷迷糊糊记得过了好多天，地上才有人发现我。那时我就想，如果就躺在这里一直睡过去，其实也不错。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死后能在安联里维拉球场附近被火化，然后把我的骨灰撒在加里波第广场，或许只有这两个地方，才是我的归宿。

有时我也会想，究竟是我更像牧羊人，还是他们更像羊群呢？我是保罗·卡皮埃托，这是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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