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乐多体育 | 发表于:2022-12-17 | 阅读:65次

作 者:陈 冲

前记:记忆,好像早晨爱人离别后枕头上柔软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里存在过的证据。你似乎能感到那里的温度,忍不住伸手去抚摸它,把脸贴住它。等你再抬起身,却发现那凹印已经走样,失去了他的痕迹。记忆也好像一个犯罪现场,你一次又一次地去那里查看,反而践踏了那些手印足迹,丢失了真相。我们的头脑总是不停地把记忆里的碎片逻辑化、合理化、美化或丑化,而且每一次造访,都似乎令它离原始印象更远一些。我从很年轻开始被各路记者采访,不少过去的事,已经被反复叙述,变成了翻版的翻版,连我自己也很难看清它们的原貌。也许,要保持原始的记忆,唯有不去触动它。

有一日,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我突然回到了一片未曾被自己过多调用过的记忆,有些只是模糊的印象,也有些清晰犹如昨天。我企图把它们写下来,或许人们能看到我在枕头上留下来的那个凹印。

陈冲和母亲

“一号人物”

我从小脸皮薄,羞于在人前流露感情,还惧怕人群,不是一块演戏的料。如果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上影厂的武珍年导演没有偶然地出现,我今天会在哪里?

不过仔细回忆起来,在看了电影《春苗》之后,我跑到母亲大衣柜的镜子前,对着镜子模仿李秀明说电影里的台词。也许那份莫名的冲动,就是我未来乐章的第一个音符。

每个星期天我们一家都会到奶奶爷爷家吃午饭,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上影厂的武珍年导演通过我姑姑的一位朋友,来奶奶家看我。在那之前,她见到过一张父亲为我照的相片。印象里她没跟我多说什么,也没有留下吃饭就走了。几天后她通知我去上影厂面试,不过那时还没有面试这个讲法。武导演只是说,去厂里让其他人也见见你吧。

记得那是穿薄外套的季节,上海人称“两用衫”,就是春秋两用的衣服。我一共有两件两用衫,一件军装,还有一件淡色带粉红花的娃娃衫。在去上影厂之前,母亲、姥姥和我反复讨论了两件衣服的利弊:军装精神,但是左上臂被钉子勾破打了补丁;娃娃衫可爱,但是缺乏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风格。最后决定“不爱红装爱武装”。

到上影厂后我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站着、坐着有五六个大概是副导演的人。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审视过,但是勇敢地抬头看着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就是我那副样子吧。其中一位问,有什么可以为我们表演的吗?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把我问住了。小学期间我是学习委员,课余爱好是打乒乓;中学我是射击队的运动员,还负责出黑板报,实在没有可以拉出来就表演的文艺节目。

尴尬了一会儿后,我说,我为你们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吧。周围的人也许有点吃惊,都没反应。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不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没等他们回答,我就朗朗地开始了。那时我和母亲每天准时开无线电听英语课程广播,《为人民服务》也是那样学了以后背下来的,我非常引以为豪。我无法想像在场的人对我的表演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就这样被选中去演电影《井冈山》里的小游击队员。

摄制组到共青中学去借调我的时候,副导演和制片主任顺便看了看学校的其他女同学。老师为他们推荐了学校讲故事组的一位同学,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面长了浓密的睫毛,还会说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突然觉得受到威胁,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职业给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伪劣品。或许,这份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时鞭策我。回头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在我出生前,我家后门的墙外原来是上海的一条运河,叫肇嘉浜,浜上有许多座桥,我家在枫林桥边。

北洋政府时期,第六混成旅旅长何丰林被任命为淞沪护军使,成为上海最高军政首脑。那时肇嘉浜以北为法租界,以南为中国地区。他到任不久就在邻近的交通路(现平江路)两侧盖起了几栋西式楼房,“护海道尹公署”、“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公署”相继迁入办公。又筹银征地在肇嘉浜以南修建了一条通向沈家浜路(现医学院路)的马路,并在肇嘉浜上建造了一座桥,以何丰林的名字将这一桥一路命名为丰林桥、丰林路,这一带遂为上海华界的政治中心。

1927年奉系张作霖在京成立安国军政府,随后上海特别市市政府成立,市政府就设在交通路旧道署内,年底就将交通路改为市政府路(解放后改为平江路),丰林路改为枫林路;1930年代市政府迁移江湾后,市政府楼和它西面的外交大楼转让给上海军医事业委员会;上海沦陷时期,这里曾为汪伪政府办事机构的一部分,也是一个血腥的屠杀场地;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上海医学院的生活区,市政府楼成为上医幼儿园,而外交大楼则为家属院。

我家的地址虽然是平江路170弄,但是附近几条街的人都称我们弄堂为“外交大楼”。弄堂口有两扇大铁门,大门左面的小平房里面,住着一个疯子,他经常围着院子自言自语地疾走,病重的时候,就被绑在他门前一棵大树上吼叫挣扎,令我胆颤心惊。

原来十栋房子住十户人家,“文革”开始后,一下子搬进来好几十家。又过几年,我家的房子里搬进来五户人家。每家每户放在厨房里的酱油、老酒、菜油的瓶子上,都画了线,记录每天用掉多少,别人如果偷用,马上可以察觉。

客厅里搬来一家苏北人——父母、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经常争吵,还骂脏话,但日子过得生龙活虎。我经常偷看他们的举动,偷听他们的对话,偷闻他们厨房里的味道。有一次,他们一下子煮了好几锅黄豆。我心想,这么多,吃不完馊了多可惜啊。这些黄豆的命运,变成了我在那几个礼拜最关注的事情。接下来,它们被碾碎,拌了佐料,又被装进两个开水烫过的坛子里。然后,好些天都没有黄豆的踪影,我心里充满疑惑。终于有一天,坛子又出现了,里面的黄豆都长了白花花的毛,一股又香又臭的气味充满了整栋房子。他们一家人有说有笑,把黏糊糊的霉黄豆捏成一块块饼,放在竹匾里在花园里晒。后来我从他们家小女儿那儿打听出来,他们原来是在酿制鲜酱油。

饭厅里搬进一家三口,进门出门、烧饭上厕所都低着头。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或者职业,没人看见过他们的眼睛或听见过他们说话,就连小毛头都似乎没有哭声。后来他们家一个崇明阿婆也搬了进来,在厨房里带孩子,我总是看见她把饭菜放在嘴里嚼得很烂,再吐出来放到小毛头的嘴里,觉得她不懂卫生。

一层的卧房原来是我哥哥的房间,“文革”开始后他被送到徐家汇奶奶爷爷家,那卧房成了上医“革命造反派司令部”。后来司令部搬走了,住进来一户宁波人家——夫妻、小孩和阿婆。有几回我看见阿婆送给姥姥宁波带来的苋菜梗。姥姥平日从来不跟抢房子进来的人打交道,但她还是收下了宁波阿婆的礼物。她垂涎一切发过酵的臭食品。

楼下三户加上亭子间的人家,合用楼下的厕所和楼梯口的暗厅,他们都把自家不怕偷的东西放在那厅里占地盘。苏北人和宁波人两家,经常为这些合用的空间吵得不可开交。有一次两家打了起来,一阵打骂后,苏北人家的二姐和宁波人家的媳妇,一个揪头发一个咬耳朵僵持住了,谁也不放过谁。我和哥哥站在楼梯上往下看,黄黄的电灯泡下,只见头发从头皮上被生生揪下来,鲜血从耳朵根流下来滴到地板上,惊心动魄。

住进亭子间的是一个护士,她的个子跟我这个六七岁小孩差不多高。这让我有点困惑,就问她,你是大人还是小孩?她不回答我,只是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瞪住我。看到她嘴唇上方的汗毛很浓重,我便决定她不是个小孩。很快,她结婚了,但她丈夫很少在家,每个月只来住几天。这个丈夫每次来都带来板鸭、火腿、鳗鲞、笋干等稀罕食品,挂在我们楼上晾衣服的竹竿上,两三天后那些东西又都不见了。父母议论他是温州来沪跑单帮的,跟这个护士结婚就是为了在上海有个落脚点。后来护士大肚子了,爬那半层楼梯回家变得越来越艰难,每次丈夫回来她都要骂他,开骂前总是大声叫他:同志啊!

最后搬进来的是一对医生,住下不久生了一个女儿。他们占用的是姥姥跟公公一起住了二十年的主卧室,带有单独卫生间和一只大壁橱。姥姥搬出那间房间后一直失眠,晚上吃了安眠酮就口齿不清地在这间房门口,诅咒这家人的祖宗十八代。有时她会服了药之后去浴缸里泡着流泪,好像只有在这种半清醒状态下,她才可以自由地悲痛。妈妈总是拿着毛巾和衣服,半抱半拖把她送到床上。

那以后的几年里,家里有一位常客。我下课回家,就看见他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床沿铺着花毛巾,母亲矜持地坐在另一端。这间屋本来有一个阳台和两扇宽敞的窗门,但是阳台被封起来给哥哥用了,房间里面就变得很暗。他们坐在暧昧的光线里,不说什么话,一坐就是个把小时。有几次,我进屋,他就一把抓住我,把我按在他的膝盖上,紧紧地搂着我,抚摸我的身体,贴着我的耳朵说,长大了一定要跟他儿子结婚。我虽然还小,但是本能地懂得他的触摸是猥亵的。我僵硬地坐在他的膝盖上,忍受着,等着母亲说,妹妹去做作业吧;或者,妹妹去晒台收一下衣服。有时候,这位叔叔的儿子也跟着来我家,母亲总是让哥哥教他画画。我们都知道,叔叔是母亲的领导,是可以保护她的。

陈冲父母亲结婚照

《井冈山》是江青亲手抓的“长征三部曲”当中的一部电影,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档案都需要她通过,演男主角的朱时茂是她定的,导演成荫也是她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调来的。第一次见成荫导演,我坐上了他的红旗牌轿车,车窗上薄薄的窗帘半关着,我从一个完全陌生的视角和构图望着街上划过的脚踏车和行人,怀疑自己在做梦。坐红旗牌轿车是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特权。

我在电影里演一名游击队员,好像只有一句台词,也可能还有些其他台词,但我的记忆里只有这一句:“老罗叔叔,井冈山丢了。”剧本注释了,是要含着热泪,用颤抖的嘴唇说的。我整天在摄制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对着一扇窗反复练这句台词。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含着热泪,更别说颤抖的嘴唇了。这让我非常苦恼,并且越来越没有信心,不知怎样才能不辜负导演、制片、父母和我对自己的期望。

有一天,制片主任毕立奎跟我说,摄制组要解散了,所有从其他单位借调来的人,都要回原单位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这回不用热泪盈眶、双唇颤抖了。接着马上就被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袭倒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在组里的这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骑车进厂门上班,自己觉得已经是上影的员工了。现在让我夹着尾巴回高中读书,实在太没劲、太没面子了。而最严重的问题是,回学校就意味着毕业后要去插队落户。我终于有点热泪盈眶双唇颤抖的感觉了。毕立奎见我不出声,笑着问,你不想回学校吗?我摇头。他说,张瑞芳在为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招生,她看中你了。你要愿意去,我会把你的关系转到剧团。我拚命点头,在短短几分钟里,我的心情承受了巨大的跌宕起伏。当时我还不知,《井冈山》剧组解散,是因为一场巨大的政治变迁正在最高层发生,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即将垮台,她领导下的“长征三部曲”停拍,只是一场序幕。

就这样,我进了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我们一共十八个男生和六个女生,据说都是徐景贤按照江青要求的“一号形象”,指示上影厂从各地招来培训了去“占领银幕”的,所以一律都是道德品行纯正,没有文化背景的工农兵。班里只有我一个高中生。

剧团离我家一站路,我把铺盖、脸盆、热水瓶等绑在脚踏车上,推着车跟姥姥一起步行走到宿舍。我被分配在双层床的上铺,姥姥害怕我睡着了会滚下来,又回家拿了一根长绳来,绕着床头床尾的铁杆做了一个网状的围栏。

下铺的同学叫闵安琪,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天冷的时候,我就干脆跟她在下铺一起睡。我俩都爱吃零嘴,夏天常到剧团对过的烟纸店买断掉的棒冰。普通棒冰四分钱一根,断成两截的三分钱一根,我们跟店里的人讲好了,把断的都给我们留着。

剧团在一个大院里,那里有几排破旧的平房,还有一个过去天马电影制片厂的旧摄影棚。院子当中是一大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空地边上有一个小湖,那里经常回荡着忧伤的小提琴音乐。后来我们知道,平房里有一间,住了一位上影厂的作曲。他的女儿每天要练四五个小时的琴,有时候我们还能听到她的爸爸训她、打她的声音。伴随着琴声的还有一个总在刷刷刷扫地的身影,那人的长相只是一片模糊不清的印象,叠在凌乱的背景上。很多年后我才偶然听说他是一位叫贺路的导演,是上官云珠的第四任丈夫。

每天早上六点,我们穿着剧团发给我们的棉布灯笼裤,开始在空地上七倒八歪地踢腿、伸腰、展臂做形体训练,然后摸住腹腔咿咿呀呀大声开嗓门,找丹田共鸣。记得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大笑的时候用的就是丹田气,我们可以用大笑来感受横膈膜的位置,那天空地上此起彼伏都是我们疯狂的笑声。晨练后,我们到食堂吃早饭,饭后开始正式上课。我们当中有两三个农场文工团唱歌跳舞的,但是大多数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文艺表演的,普通话都说得很勉强,更别说用丹田气了。排练小品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不好意思对视,只好互相看着额头或鼻子。

我们这批叫床头柜“夜壶箱”的上海人,分不清平舌翘舌、前鼻音后鼻音,更搞不懂儿化韵。对于郊区的同学,f和h的音也常常混淆。当时的台词老师有林臻和乔琪,他们油印了手抄的绕口令教我们——

学好声韵辨四声,

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

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

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

舌面积结教坚精;

翘舌主争真志照,

平舌资则早在增。

擦音发翻飞分复,

送气查柴产彻称。

合口呼午枯胡古,

开口河坡歌安争;

嘴撮虚学寻徐剧,

齐齿衣优摇业英。

前鼻恩因烟弯稳,

后鼻昂迎中拥生。

咬紧字头归字尾,

不难达到纯和清。

老师说,这条绕口令是发音的要领口诀。“咬紧字头归字尾”就是要我们牢记吐字归音这一最重要原则。我们便每天念几十遍、一百遍,练到舌头发硬。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将它倒背如流。

林老师很耐心,他针对上海郊区农村来的同学的问题,自己编写了一条绕口令——

杜五虎,无父母,

五虎诉苦不孤独。

杜五虎,入互助,

不入互助无出路。

老师请一位宝山来的同学站起来念这条绕口令,他一出口就成了:杜五腐,无户母。

为了加快我们普通话的熟练程度,老师要求我们在平时生活中也不说上海话,这让我们很不习惯,甚至到食堂打饭也成了一件令人焦灼的事情。我们拿着饭盒排队,心里暗暗把小黑板上的菜名翻译成普通话,有时候吃不准发音,就会跟后面同学说,你先买。食堂的大厨是一位姓余的导演,做完饭,他就在窗口为我们打饭,有时剧团的其他演员也轮流来食堂劳动。我们打饭就像见考官,当我们把炒茭白说成“草高白”,把一两粥说成“一两猪”,把番茄炒蛋说成“番茄炒痰”的时候,他们会纠正我们。大家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前途。但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是忍不住要笑到弯腰。

当然,对前途最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普通话,而是思想意识。我们每天批判名利思想,强调艰苦朴素,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负责我们思想意识的老师姓王,是个善良的“老左”,经常找同学谈心。但众所周知,被王老师找去谈心,就意味着思想意识出现了问题。

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女生,在两用衫里面穿了领口有蝴蝶结的衬衣,王老师见后便找她谈心,跟她说,小朱啊,你里面怎么穿了这样的衣服?你可是共产党员,这件衣服不符合你的身份啊。女同学搪塞说,这是睡衣,我没来得及换下来。王老师也不戳穿她,只是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地方是个大染缸啊,你以后要注意啊。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那件漂亮的衬衣了。

还有一个姓程的男同学,从家里带来一双锃亮的新皮鞋,跟上还钉了金属,走起路来很响亮。我们跟他说,这鞋你也敢穿啊?王老师要找你谈心喽。他说,王老师问起皮鞋的话,我就告诉她皮鞋是我弟弟工厂发的工作鞋。那天,王老师低头看了一眼男同学的皮鞋后,抬眼用失望的口气跟他说,小程啊,我们好久没有学习啦。男同学立刻语塞。王老师走开后,他气急败坏地跟我们说,册那,她不问我鞋,只说好久没有学习啦,我没办法回答了。

我因为年龄最小,所有人都不把我当回事,所以有点逍遥法外。记得姥姥曾经来剧团找王老师,了解我在培训班的情况。王老师说,剧团对“小陈冲”挺满意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交友不慎,跟闵安琪太要好了,她思想作风不正,不是一个好榜样。对于这一批评,我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想,反正闵安琪不是阶级敌人,我不用划清界限。

那段时候,我跟闵安琪形影不离,就连星期天回家都想拉上她一起。我总是用食物勾引她,说,我家里有白砂糖番茄,或者,家里有酒酿。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俩想逃离课堂出去自由一下,便自告奋勇踏黄鱼车去厂里拉冷饮回剧团。黄鱼车是当年最常见的人力三轮拉货车,她和我在那之前都没有骑过。剧团和上影厂大概五六站公车的路程,闵安琪先从大木桥路歪歪扭扭地骑到了徐家汇,我说我来换你吧。没想到我一上车龙头就歪了,直冲着马路当中一辆42路汽车撞去。黄鱼车一路失控,我还一路在哈哈大笑,结果被42路车的司机大骂一通,“小赤佬不要命啦!寻死啊?”

王老师只跟我谈过一次心,是让我不要跟男同学疯疯癫癫。她再三跟我强调,这种表现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将会导致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其实,我只是爱跟每个愿意打球的男同学打乒乓,总是打得不亦乐乎,满脸通红。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番茄”。那是我一辈子最无忧无虑和开心的时候,既不用做家务,也不用做功课,还有一群大男孩跟我玩。

那时我们差不多一星期才洗一次澡,我整天打球,总是汗淋淋的,头发也甩得乱七八糟。有一天,一位喜欢我的同学看见我邋里邋遢的样子,提醒我说,不小了,以后你要注意个人卫生。他的话非但没让我难堪,反而让我觉得受到关爱,很温暖。我在这儿就叫这位同学M吧。M长得十分英俊,心底也很善良细腻。那时我情窦初开,跟他在一起心里就非常甜蜜。

最近几个月来,美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我趁宅在家里,整理了一下当年的旧照片。我看到跟M一起的照片,便发信问候。我们聊了一些同学们的近况、互相的家庭和新冠疫情。我突然好奇,问他,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好感的?他突然不好意思,说,哎,我俩的事啊。我心想,是啊,我俩,那是多遥远的过去啊。他说,我这儿还留着好几封你写给我的信呢,等下次见面还给你。我有些惊讶,居然完全忘记了给他写信的事。又觉得感激,他还留着它们。停顿了一会儿后,他说,记得《欢腾的小凉河》吗?我想起来了,那是我们刚进培训班不久,老师说厂里有个摄制组需要群众演员,我们可以去参与拍摄,得到宝贵的现场经验。那天我们演的第一个镜头,脸上需要有兴奋和激动的反应。摄影机横移划过我们的时候,摄影师说,这个小孩脸上还蛮有戏的。我兴奋激动的表情就更真实了。

M接着说,那天拍完戏,我们坐大卡车从金山回上海。你在车上睡着了,脸晒得通红。我就想这个女孩真好看啊,就是在那一刻开始注意你的。还有一次是大冬天,房间里冷得要命。你打完乒乓后,冲进我们寝室,热得把滚烫的脸贴在书桌的玻璃台面上去冰,说热死了热死了,鼻子上还在冒汗。M的话让我感动,毕竟,世上有几个人记得你十五岁的样子?

幼年陈冲(左一)与姥姥、父母

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节选)

朋友发来三张照片,不知是谁的公寓,我一下没懂他的意思。紧接着他发信问,据说这是你以前的家,是吗?我放大了照片仔细看,什么也认不出来。正要给他回信说不是,突然注意到照片后景的钢窗框,眼前浮现出一个大家都叫“妹妹”的女孩,趴在那扇窗口发呆。春夏秋冬,没人知道她在等待什么,胡思乱想什么——那一个个漫长的午后……

天色渐渐暗下来,妹妹的视线穿过一片草坪,父亲的脚踏车出现在弄堂口,他沿着草坪边上的水泥路踏过来。妹妹能看到他车把手上挂着的网兜里,有个牛皮纸包。一会儿,她听到上楼的脚步声,然后,父亲就头顶着那个牛皮纸包走进门来。父亲是华山医院放射科的医生,病人看好了病会送礼物给他,有时候是一块咸肉或火腿,有时候是一块布料或一团毛线,这些日常食品、用品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稀缺的,每次他都会这样把它们顶在头上亮相。妹妹喜欢看到父亲这样喜悦和自豪的样子。

其他时间父亲似乎不怎么管她,也很少跟她说话。有点像在《动物世界》里那样,他把食物叼回窝里,再教会她一些必要的生存技能。比方游泳。上医的游泳池五分钱一个人,每场一小时。那时候的游泳衣好像只有大红和海军蓝两种颜色,是用一种毫无弹性的布料做的,内面有横竖一排排很细的松紧带,把布料抽起来,变成一小团。穿到身上松紧带绷开后,泳衣看上去很像泡泡纱。妹妹跟两个小朋友一起更衣,互相系紧背后的带子。她穿着崭新的大红色泳衣从更衣室出来,父亲在不远处等着。妹妹抬头望父亲,阳光晃到她的眼睛里。父亲抱起她,把她放进深水,由她挣扎。妹妹用手划用腿蹬,拚命伸长了脖子咳水,她模糊看到其他孩子在浅水嬉耍,然后就沉了下去。不知过去多久,她好像失去了知觉,一只大手突然一把抓住她游泳衣肩颈的带子,老虎叼虎仔那样把她拎出水面。妹妹清醒过来,她知道,在紧要关头父亲会保护她的。一小时后,游泳池的铃声响起,她已经学会了踩水,以后不会淹死了。

偶尔父亲也会带她玩耍,他们到华山医院周家花园的小湖里划船、拍照。荷叶、荷花漂浮在湖面上,小木船系在一棵柳树干上,柳枝垂落到水里,跟倒影连成一片。这种时候,妹妹总是换上干净的衣服,在头顶右面扎一个翘辫子。她没有母亲那种天然的优雅,有点驼背缩脖子,还结实得像个男孩。记得一个裁缝为她做裤子的时候说,你的肉老硬的。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愿意在她身上花胶片钱的。他会跟她说,站站直,或者坐挺一点。拍完后,父亲就带她到放射科去冲洗底片,影像在显影剂中慢慢浮现出来,神奇而美妙,一个不可重复的下午,一片已经逝去的云彩,在那一刻定格,成为永远,就像琥珀里的昆虫。

有时候,父亲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或者把她狠揍一顿。当然也不都是莫名其妙的,比方那次她偷走抽屉里的粮票和油票,然后又全部丢了。那个月家里几乎揭不开锅,那顿打是活该的,事后她就病倒了。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她被一个尖锐的疼痛感刺醒,母亲俯身望着她,右手拿着打完的玻璃针筒,左手抚摸她发烫的前额。妹妹发现自己的手心里,放着一块黏糊糊的酱芒果,那是她最喜欢吃的零嘴,一小块可以嘬上大半天。她一阵委屈,知道自己被原谅了,她生病的时候是母亲最温柔的时候……

我踏进如烟的往事,隔着身边浮动的尘粒,看到那栋童年的房子。它像时间的废墟中一个完美的蜘蛛网,丝丝缕缕在一束阳光下闪亮。房子门前是一个花园,上三步楼梯有一块铺了细小瓷砖的廊庭。那里有两扇钢框玻璃门和两扇窗户,边门里是一间卧室,正门通往客厅。经过壁炉再往深处就到了饭厅,饭厅和厨房之间有一个储藏室,再下三步楼梯是厨房。厨房后门外有一条通道,似乎总是有人在那里拣菜、洗菜、洗衣、聊天。我们平常进出用侧门,进门有一个暗厅,听母亲说她小的时候警报一响,全家都躲在这里,因为这是唯一没有窗户的地方。从厅往上走半层楼梯是亭子间和一个小阳台,拐弯再上半层有两间卧室和书房,还有两个盥洗室和一个阳台。再上一层是阁楼,阁楼的对面有一个晒台。

啊晒台,那也许是房子里最快乐的地方吧。我现在的电脑旁放着几张父亲大学期间在晒台上为母亲拍的照。也许是那时的胶片感光度的原因,相片似乎都是在大太阳下拍的,还都带着一点仰角。我曾经以为,仰拍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也特别喜欢那些带着天空和树顶的通透的构图。直到最近跟哥哥聊天的时候,他才提醒我,当时仰拍是因为照相机的取景框在相机的顶部。摄影师总是把相机挂在胸腰间,瞄准拍摄的对象。原来一个时代的美感,经常是产生于某一种限制。在父亲为母亲拍的许多照片里,我最喜欢那张穿翻领连衣裙的。她脸上的笑容是那么光彩照人,那是在我和哥哥出生之前。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未见到过母亲这样一览无余的笑容。

从晒台往下看是弄堂的后墙,墙外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树林,再往远处就是肇嘉浜路的街心花园。路灯照不进树林,它便成了无处可躲的恋人们亲热的地方。夜晚我们有时会看到工宣队员打着手电筒,在林子里和肇嘉浜路的防空洞里抓“搞腐化”的人。被电筒照到的男女会逃、会哭、会求饶。记得有一天下午,一对男女慌张地钻进树林,贴着后墙激动地扭抱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就用铅桶装了一桶水浇下去,看到他们尖叫着逃跑,我们快乐得不得了。

在我们和邻居的晒台之间,有一堵一尺厚的高墙,每年国庆节夜晚,我们就用上阁楼用的木梯,爬到墙上看烟花。

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在晒台上吹肥皂泡。那年代肥皂是奢侈品,不管我怎么抗议,母亲总是把我的头发剪到齐耳根,她说长头发洗起来太费肥皂,但是用肥皂来吹泡泡在她的眼里却是无可非议的。阳光里,透明的泡泡,映照着彩虹的颜色,悠悠飘荡。它们转瞬即逝,让我的快乐里总是带着一丝感伤。

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那些夏天的夜晚——有时候明月高挂,有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母亲把水龙头接上橡皮管子,再把它挂在晾衣服的绳子上,一边淋浴,一边哼歌。她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真诚,她的身体是那么的光洁完美。为什么有些不经意的时刻日后会让你魂牵梦绕?也许一切都有待失去,而变成永恒。这些夏夜再普通不过,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然而,多年后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古希腊人体石雕像时,我会突然听到流水和歌声,闻到硼酸香皂的味道。

回想起来,在晒台上洗澡的时候,母亲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快乐,她似乎在享受一份那个年代所不可思议的自由。我也是快乐的,苍穹下我隐约感到这是一种特权,母亲的肢体、歌声,还有她看不到的微笑,都在向我透露人生的秘密……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又跟母亲一起洗澡。每次回上海我都会陪父母去游泳池。母亲佝偻着腰,松懈的肌肤好像被雨淋湿的旧衣服,她看着更衣室里自己的衣服,认真考虑穿每件衣服的先后次序,然后慢慢地穿上。我望着母亲,心情犹如一首挽歌。

我把朋友发来的照片给她看,问她认不认识。她说,这个是什么地方?我说平江路老房子啊。她又看一眼说,不是的。我说人家装修成这样了,光二楼租金就两万块一个月。她说那里死人比活人多,还到处都需要修,有什么好。想了想她又说,不过那里有我最开心的日子,也有我最难过的日子。

……

上海人叫外婆或者阿婆,不叫姥姥。小时候每年春节前,爆米花的人会来。他会把黑铁的爆锅架在煤炉上,一手拉风箱,一手转锅子。十分钟后,“嘭”的一声出锅,原来的一小碗米就能装满一个枕头套,空气里就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甜。那年,二姨跟我表妹从银川回上海探亲。外婆拿着一碗宁夏玉米和两粒糖精片,带着我和表妹排在买爆米花的队伍里。表妹口口声声叫外婆“姥姥”,其他孩子觉得好玩,也都起哄叫姥姥,他们的声音在弄堂里此起彼伏,外婆就这样成了姥姥。

我从小跟姥姥长大,可惜她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多问她年轻时候的事情。我只知道她原名史人范,1908年生于江苏溧阳。当她成了文学青年后,觉得为人模范太累赘,遂改名史伊凡。

“文革”时期,家里大部分老照片都销毁掉了。我出国的时候,带走了幸存的一本小相册。那里面有一张姥姥两三岁时候,跟她母亲和姐姐的合影。姥姥的母亲是个裹小脚的美女,却把姥姥和她姐姐打扮成男孩的样子。我母亲称她的外婆为“矮好婆”,母亲说矮好婆不识字,经常被她学问渊博的先生骂笨。但是她其实非常聪明,出去听一出戏,她回来就会哼唱。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她给自己的女儿们穿上男孩的装束,是代表她把她们当男孩子来养的心愿吗?还是家境拮据,女儿们继承了亲眷男孩的衣服?

姥姥出国前带我母亲和二姨去照相馆拍照

姥姥的父亲史蛰夫是一代国学泰斗。史蛰夫是光绪间廪生,曾参加辛亥革命,为维新人物,北伐前曾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因不满意国民党的执政措施,在报上登启事公开脱离国民党。他曾在常州中学、南菁中学、无锡高等师范任国文教师和历史教师。共有一百二十册的《民国时期语言文字学》汇编中第二十四至二十八册为史蛰夫所编的《六书统一》,他在篆刻上有极深的造诣,瞿秋白就读常州中学时,就随他学习篆刻并成为他的得意门生。

据说,史蛰夫不仅治学严谨,治家也颇严厉,加之性格暴烈,而姥姥性格不亚于他,从小叛逆,1922年秋入苏州女子师范,渐渐卷入学生运动,高举反封建统治旗帜,前后三次登报与其父脱离父女关系。1926年又和同学从苏州出走,投奔北伐,去南京分配到国民党总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手下干事,感到无所作为,并看到国民党内部风气不正,就离开了政治部,回家准备考大学。

姥姥在1927年考进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该院在1928年5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1930年她作为学联代表认识了上海医学院学联代表张昌绍——我的外公。家族里的人都知道他们风风火火的恋爱故事。一开始,是姥姥的妹妹——我的三姥姥——先认识和爱上外公的,可最后外公却娶了姥姥。这是我母亲从姥姥的大姐那里听来的。据母亲说,外公和姥姥把家搬到平江路以后,三姥姥和她丈夫几乎每周日都来拜访。午饭后,外公和三姥姥的丈夫坐在客厅各自看报纸,而姥姥和三姥姥常常在楼上吵架。

离开的时候,三姥姥总是伤心无比。她曾跟我母亲说过,回家时走在枫林桥上,恨不能一头跳进肇嘉浜里。后来,三姥姥随她丈夫搬去北京。我二姨和小姨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三姥姥常请她们到家里吃饭,跟她们讲外公年轻时的事情。“文革”中外公和姥姥的工资冻结,每个月是三姥姥给我小姨生活费。她对我母亲和两个姨都格外宠爱,亲戚间传说,她爱我母亲胜过爱她自己的女儿。我开始拍电影后,在北京见到三姥姥。她笑眯眯打量着我说,倒是你当了电影明星,阿中(我母亲)才真叫漂亮。但是只要姥姥在场,她们两个人就继续翻老账,无休无止。

陈冲和姥姥

难忘那些从未发生过的拥抱

前两天我跟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通电话,他第一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忆道,在他人生不顺利之时,姥姥手里拿根烟,笑眯眯地说,小朋友,军棋下下。姥姥跟他讲的是上海话,军棋“扎扎”,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盘棋,有输有赢。朋友还记得姥姥说,棋子木头做,输了再来过。他说的上海话“输忒再来过”,让我突然思念姥姥的房间,和那里的时光。

姥姥冒着风险在阁楼保留了一只棕色的小皮箱,里面藏了她最喜欢的书籍。我第一次看“禁书”是在扁桃腺手术之后,那时割扁桃腺盛行,用一种新的方法,不打麻药不用刀,只是用一块压舌板和一把特殊的钳子将它们摘除。母亲告诉我手术后医院会给病人吃冰激淋,从她的语气听起来,这简直是一种特权,我立刻同意去割扁桃腺。手术那天,我胸前戴了一枚直径四寸的毛主席像章,心里反复背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手术结束后,护士把一小纸盒“紫雪糕”和小木勺递到我手里,我却疼得什么都不能吞咽。母亲叫了一辆三轮车,我倚在她怀里,一路上眼巴巴看着冰激淋一点点融化。回到家,我把化掉的紫雪糕给了哥哥。

姥姥看我可怜,去阁楼把那只皮箱拿了下来,从里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连环画给我看。接着的两天病假里,我一遍遍地看那本连环画,那是由英国演员Laurence Olivier演哈姆雷特的剧照组编成的,我被哈姆雷特眼睛里传递出来的疯狂和痛苦深深吸引,剧中暴力和仁慈的共存,罪和恩典的和解,启蒙了我潜意识对人性的认知。成年后我对悲剧的迷恋,也许就是从哈姆雷特开始的,它让我在朦胧中感受到,艺术作品中呈现的悲剧,是对生活中悲剧的洗礼和升华。

那次以后,我时刻期待着感冒发烧不能上学的日子,让书本领我走进自己内心世界里那些陌生的角落。至今若有人提起契诃夫、狄更斯或者勃朗特,都会让我联想起发烧谵妄的感觉,而躺在床上读书,仍具有治愈一切的魔力。

记得有一段时期,姥姥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严肃地跟我解释,姥姥跟人说,毛主席是“两论”起家(《矛盾论》和《实践论》),而她自己是“两精”起家(糖精和味精)。母亲要我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姥姥被停职停薪,就干脆带我坐火车出外旅行。那个年代没有人旅游,只有人出公差。至今我不知道她哪里弄来的钱,怎么搞到的介绍信,以什么理由为我请的假。那年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写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火车开过大桥的时刻,我非常兴奋和骄傲——不只为了桥的壮观,而是为了全校只有我一个人亲眼见过它。在南京的时候,姥姥带我去了一栋老房子,探望一位不知是旧友还是亲戚,两人低声聊到深夜。那一晚我睡睡醒醒,直到朦胧的晨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我仍然听到姥姥在窃窃私语。现在回想起来,那幽暗的光线、喃喃的低语似梦似幻。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座城市曾经有姥姥的青春和梦想,也还不懂得她走在鼓楼区大街小巷中的怅惘。

旅途上,姥姥给我补习功课。我喜欢语文,读了不少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的英雄事迹的书籍,并抄写了很多豪言壮语。我给姥姥看我的笔记本,还请她看到好的豪言壮语也帮我记录下来。那时候的作文开头都有类似“东风吹,战鼓擂,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那样的空话。姥姥跟我说,你不需要这些豪言壮语,一个字可以讲清楚的事,不要用两个字。

“四人帮”被打倒后,抢房子的人陆续从我家搬走,姥姥终于回到她的房间,经常有年轻人上门找她补习英文、修改文章或者闲聊。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她带回一个手摇唱机和Linguaphone教英语的唱片及课本,喜欢英语的人会聚在她的房间听唱片,学讲纯正的女皇英语。记得一个住在外交大楼里的男青年,常来陪姥姥聊天,让姥姥给他看阁楼上的旧物,后来姥姥把一盒子我曾外祖父史蛰夫刻的图章都送给他了。可惜那时我太小,还不懂得珍惜祖上留下的旧物,没有阻止姥姥这样做。

1977年我主演了谢晋导演的《青春》,1979年又因电影《小花》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经常有男士上门想认识我。据姥姥说,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我们既不能得罪他们,也不能让我出面。我总是躲在父母房间看书,而姥姥在隔壁倒茶递烟,冬天点上炭炉,夏天递把扇子,天南海北地跟人聊,颇有舍赫拉扎德《天方夜谭》的味道。来的人虽然不能满足初衷,走时也不觉太失望,有的干脆忘记了初衷,日后还带着礼物回来看她,成了忘年交。

我的朋友们也都喜欢她,前两天我跟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通电话,他第一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忆道,在他人生不顺利之时,姥姥手里拿根烟,笑眯眯地说,小朋友,军棋下下。姥姥跟他讲的是上海话,军棋“扎扎”,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盘棋,有输有赢。朋友还记得姥姥说,棋子木头做,输了再来过。他说的上海话“输忒再来过”,让我突然思念姥姥的房间,和那里的时光。

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在横店拍戏,扮演《辛亥革命》里的叶赫那拉皇后。化完妆后,全体演员到现场排练。我坐在皇位上,下面站满了宫廷的大臣。我突然看见两位过去的老同学,在跟我同演一场戏。我们隔着几米的距离和几十年的光阴,互望,感慨——岁月写在我们的脸上,生活的摔打和考验印刻在我们的心里。导演喊停后,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我们情不自禁地聊起了从前,普通话里夹带着几句上海话。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海里都是同学们朗朗的声音,在教室、在操场、在寝室、在澡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

学好声韵辩四声,

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

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

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

舌面积结教坚精。

……

原来我从未忘记。外人哪里会懂“舌根高狗工耕故”是什么意思,而对于我来说,它是魔咒,它是时光机。听到它,我瞬间穿越回那个早已消失了的院子。那里永远是初夏的早晨,微风吹动着野草,我们年轻的身心跟野草一样,只要太阳,只要一场雨,就可以那么快乐。

我在剧团过了几年自由散漫的生活,整天踢腿、练绕口令、打乒乓球。突然憋在上外的课堂里学习语法、记单词、背课文、写作业,令我很不习惯。我每天盼望着星期天,可以回培训班看望同学们,疯玩一天。记忆里,骑车去剧团的时候街上似乎总是春夏,从剧团骑回学院的时候总是秋冬。

有时候,M会送我一程。偶尔,我们会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他还来上外看过我一回,我们把整个校园走遍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天色暗下来,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我怀着惆怅的心情,转身回到寝室,将自己投入到单调乏味的介词里去。

学会准确地运用in、on、at真是我要的东西吗?我到底要什么?人只活一回,既没有上一生可以作出比较,也没有下一生可以使之完善,一切都只能走着瞧。我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只感到剧团的那种快活让我空虚、窒息。我必须离开。在以后的生命里,也总是这份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这份灵魂深处的不安,在舒适的时候,放逐我去陌生的险境;在枯萎的时候,逼迫我生出新枝嫩芽;在迷失的时候,提醒我命运的轨迹、人生的归属。

尽管我努力参与到学院单调而高压的生活里去,也结识了几位日后会成为好友的同学,但是我无法快乐起来。更糟糕的是,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违反了学院这样或者那样的纪律,经常被班长或系领导叫去谈话。英语系的党支部副书记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赵老师,他长得矮小,裤子好像永远拖在地上。据说他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小兵,被共产党部队俘虏后,经过教育,成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但由于他的历史问题,一把年纪了还是副书记。当时的书记要比他年轻很多。有一回我穿了母亲从美国寄来的大红衬衣,在校园里显得有些耀眼。不知是同学反映上去的,还是赵老师自己看到的,我很快被叫去谈话。他说这里是学术单位,最好不要有文艺界的生活作风,这样影响不好。搞了半天,我才明白是那件大红衬衣的问题。每次谈话结束说再见的时候,他见我沮丧,总是带着一点歉意的微笑,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有一天下课,赵老师又来找我去他办公室。我马上在头脑里审视自己那几天的穿着、表现。心想,这次又是犯了什么错误。我知道这些谈话都是我政治上、道德品行上的污点,将来毕业分配的时候都会为我减分的。走进办公室后,赵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位来客。他叫潘文展,从北影厂来上海借调我的。赵老师说具体手续还都没有办,院方也还没有给出意见。潘导演是来跟我聊一聊这项工作,听听我的想法。

原来潘导演是受他的爱人张铮导演委派,到上海来请我演《桐柏英雄》的女主角,也就是后来的电影《小花》里的小花。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边走边聊,临离开时他留了《桐柏英雄》的书给我读。

那天下课后我一口气念完了那本书,向往起摄制组的生活。我好像是在印度电影《大篷车》里看到,吉普赛人带着锅碗瓢盆和乐器,在大篷车里生活。大篷车到哪里,他们的世界和家就在哪里。我觉得拍电影的人就是一种吉普赛人,摄制组就是大篷车。

《小花》剧组的确是一辆快乐的大篷车。当时有一批北影演员培训班的年轻人,扮演戏里的配角和群众,他们整天变着法儿地寻开心,玩游戏,恶作剧,听音乐。组里有人从汕头买回来走私进口的录音机,还有斯特劳斯圆舞曲和邓丽君歌的磁带。在我多年受到的革命教育里,个人情感是一个需要克服的缺点,更何况放到歌里去唱。但是邓丽君柔软的声音和私密的吟诵,在一夜间融化了我心里揣了一辈子都不自知的硬块。

记得组里每星期都开一次交际舞会,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跟异性的身体自由接触,而且这接触跟谈婚论嫁没有关系,它只是为了快活。走出舞会的时候我会想,完了,我堕落了。但下一次舞会我又去了。演我母亲的陶白莉在生活中有一种天然的优雅,她从父母那里看到过交际舞,就在宿舍里教我。在上影厂学习“参考片”时,我看过她父亲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让她教我跳影片里陶金和舒绣文跳过的探戈。她性子上来了,还教给我伦巴和吉特巴的步子。那些大胆的动作,启蒙了我对自己身体的认识。

记得组里有位姓隋的演员是宋庆龄的养女,她长得高挑摩登,虽然那时我不懂什么叫性感,那个概念要多年以后才进入我的思想,但是回想起来,小隋浑身散发着一种不羁的欲望。印象中她总是涂了睫毛膏,擦了口红。那些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商店里也没的卖的东西,令我暗地里羡慕。

戏里演我哥哥的唐国强,那段时候经常找我一起学习英语,有时还带我在黄山的取景地拍照片。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非常期待他的到来。每当舞会上响起慢四步音乐——尤其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时,我总是雀跃地渴望他来邀请我。他弥漫在我的每个思绪里。

当年我们穿的那种尼龙袜非常厚而不透气,那时的球鞋也特别焐脚。我爱出脚汗,又懒得洗袜子,一穿就是好几天,脚臭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一天,我终于自己也忍受不了了,把袜子脱下来扔在脸盆里,然后把暖壶的开水倒进去泡。谁想到我刚把滚烫的开水倒在臭袜子上,就听到敲门声,打开一看正是唐国强。

他走进屋,脸盆里的开水冒着蒸汽,一股臭味散发开来。我尴尬地站在脸盆和他之间,后悔莫及。那天后,我每天都换袜子洗袜子。

安徽和湖北的外景结束后,我们转到北影厂拍内景,住在北京招待所。唐国强那时已经订婚,未婚妻家是部队的干部。他未婚妻打电话到前台找他的时候,我们经常恶作剧,跟她说,唐国强啊?他好像在刘晓庆房间里吧。

拍完全片后,我们有一次聚会,不知在谁的家里,庆祝唐国强结婚。记得桌上放满了喜糖和酒杯,一屋子人都在嘻嘻哈哈。录音机低声放着邓丽君柔情似蜜的歌声“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因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我坐在那里强颜欢笑,克制住心里挥之不去的忧伤。不知是因为唐国强结婚了,还是因为我的大篷车,在我没有准备好的情形下,把我放在一个陌生的四岔路口,在一片飞尘里消失了……

陈冲在电影《小花》中的剧照

我怎样才能理解他(节选)

我恍惚有这样的记忆,出事的那天外公没有吃完碗里的午饭,拨到猫食盆里喂猫了,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家。那晚母亲很早就让我和哥哥去睡觉,半夜里我被各种动静吵醒,好像有人低声急促地说话,还有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和关门声。我再入睡的时候就睡得很浅,做了断断续续的噩梦。人生第一次有不祥的预感,也许就是在那天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没有看见家里的大人,老保姆把我送去了幼儿园。下午她接我回家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口等着我,把我带到灶头间,蹲下来搂住我说,外公死了。说着,她就哭了。那是我头一次看到大人哭,非常害怕,抱着她不放。等了一会儿,母亲松开我,擦干眼泪,拉着我的手去外公和姥姥的卧房。厚厚的窗帘拉紧着,昏暗的光线里姥姥背靠枕头呆坐在床上。那年姥姥五十九岁。母亲说后来姥姥曾经吞别针,企图随外公一样去死,但是被抢救了回来。

外公死后的第二天,母亲送我去幼儿园,教我说,别人问什么你都说不知道就行了。那天我们跟往日一样,洗完手洗完脸,排队等着老师用玻璃试管给我们每人嘴里点一滴鱼肝油,然后另一位老师给我们每人手上点一滴甘油抹脸。那时候糖是稀有物资,我们每天都等着这个时刻舔甘油里的甜味。排在我前面的女孩舔着甘油回头说,我爸爸说你的外公不是死了,是畏罪自杀,什么是畏罪自杀?我低头说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是那不明意义的四个字却嵌到了我的脑子里。

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大人们从来不在我面前提到外公,所以我对他没有什么记忆。1981年我出国留学的时候,随身带走了家里仅存的几张外公的相片。那是一箱准备四年大学用的生活必需品——肥皂、牙膏、手纸、替换衣服、被单、字典和几本书籍,不知为什么外公的照片也在这箱生活必需品里。一旦有了剩余的钱,我就到一家叫Arron Brothers的镜框店,买回几个“买一送一”的镜框,并用很宽的硬纸边衬托着,把那几张又小又黄的照片分别挂在墙上、放在我的书桌和床头柜上。

外公站在一个阳台上,身后有洋楼和花园。他身着浅色西装,梳着中分头,嘴角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目光却是十分坚定的。那是他相片里最年轻的一张,也许是在上海医学院期间?

外公坐在一艘赛艇里划船,身穿白衬衣加一件西装背心,打着领带。照片中那条河,河边的树和那座小桥似乎是牛津大学。那应该是1937年到1940年之间?

外公站在假山前的石桥上,身后是湖心亭,水里有荷花,头顶上飘着柳枝。他身着西装大衣,英俊潇洒。那是他出国留学之前,还是他刚刚留学归来?

外公和几个斯文青年,站在一条泥泞的路上,身后是一栋矮楼。外公身着西装大衣,戴着皮手套,个子比其他人高很多。这张照片背后写着:1945年于前中央卫生实验院,化学药物系药理室(重庆歌乐山)。

外公戴着棉帽,裹着海军呢大衣,站在高高的石梯上,背后是古老的城墙。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子。从衣服上看像是1950年代。那不是上海,也许是出差到北方讲学,在那里跟朋友留影?

外公和姥姥手里抱着我表姐林川和我,站在平江路的洋房前。外公穿着中山服,胸前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他抿嘴笑着,是个慈祥的外公。那一定是1960年代照的,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每次为镜框擦灰的时候,我都会仔细看照片里的外公,他清瘦挺拔,温和典雅,目光里充满抱负和理想。我总是在心里问自己,是什么让他这样决绝地离开人世?难道没有任何一种依恋能够留住他?那年外公六十岁,据母亲说,他精力充沛,连体重都保持在青年时的水平,一般中老年人好发的心血管病、糖尿病、关节病之类他全没有。而在那个寒冬腊月的夜晚,他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怎么才能理解他?

外公因是畏罪自杀,家属得不到任何津贴,姥姥被打成了“反革命”后,也停了薪水,每个月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我们的家境变得很拮据。母亲和姥姥都不会过日子,心血来潮的时候,母亲会去买话梅、桃板、酱芒果干,姥姥也会买椰子酱、面包、烤子鱼罐头那样的奢侈品,经常是到发工资前几天就维持不住了。这种时候,母亲和姥姥就会互相责怪、争吵。吵架开始都是为了菜钱,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母亲对姥姥的控诉:我才五岁啊,你就把我丢给人家,自己去了英国,我吃蛀掉的米,裤子破了用书包来挡,后妈都不会这样对孩子啊……那段幼年的不幸被母亲多次提起,每次吵到这个地步姥姥就只好不响。

有几回,在没钱买菜的时候,我不知道从哪里学会了用粮票去跟人换鸡蛋。印象里那人像农村来的,鸡蛋放在一个竹篮子里,上面盖着破毛巾。老保姆被送回乡下老家后,我开始掌厨。那时我大概十一岁,还在长个,周围的煤气灶、水槽、砧板都显得很高。每天早上,我把米淘好,中午一下课就把书包往背后一推,开始烧饭。我能把很小一块肉切成很细的肉丝,炒一炒,再把大白菜放进锅一起煮烂,勾芡后放味精,就是一大锅很香的“烂糊肉丝”。我还能把一根很细的带鱼,做成两大碗“苔条面拖带鱼”,分两顿饭吃。弄堂大门外的水果摊上,常有烂了半个的苹果或鸭梨。我总是会很便宜地把它们买回家,去掉烂的部分,切成小块,用糖精和藕粉做成水果羹。这些都是我非常乐意做的家务,但是我痛恨洗碗和一切厨房的善后工作,那些全都推给哥哥去做。哥哥画画,需要我做模特儿,我常用洗碗作为交换条件,同时还要求他,必须把眼睛画得比实际的大。

哥哥天性敏感,从小热爱美术、诗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把画画好。但是为了避免毕业后插队落户,父亲逼他参加过游泳队、水球队和划船队,硬是把一个文弱的男孩,练成了一个浑身腱子肉的少年运动员。哥哥所在的划船队,每天在长风公园训练。有一天,他在湖里逮了十来只蛤蟆,回来后放在浴缸里。它们长腿大眼睛,丑得可爱,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们做成菜。母亲到家后,站在浴缸边看一会儿,然后回屋拿了一把剪刀。她抓起一只蛤蟆,拎着它的脚往浴缸边上狠狠一甩,看它不动了,就在嘴上剪开一个口,拽一把,整张皮就撕了下来。

我不会忘记母亲那天的手,她自信、简练的动作,好像这是她每天在做的事情。浴缸后上方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渐暗的天色里,蛤蟆在搪瓷上徒劳地趴着跳着。母亲紧闭着嘴不说话,只听到蛤蟆和浴缸暴力相撞的啪啪声和撕皮的刺啦声。

现在我也为人母,可以懂得,母亲面对蛤蟆时的勇敢和无情其实是给我做的榜样。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抓住一切“可教育时刻”,教我去学会生存的技能。大概在我十二岁的样子,母亲教会我打静脉针。那年,她接到了一项重要科研任务——从神经药理的角度,寻找针刺麻醉的镇痛原理。实验室有动物房,我喜欢去那里抚摸头皮里埋了电极的小老鼠和大白兔,还有狗和猴子。星期天早上,母亲常带着我用水管冲洗猴子的笼子,然后把粪便清扫掉。有一次,我们发现水管不见了,前后左右找不到,好半天后才注意到,几个猴子不知怎么把管子勾到了笼子里,然后一起坐在上面,显然是不想让我们用水冲它们。母亲笑出来,夸那些猴子聪明。那天,她打开一笼做过实验后废掉的小白鼠,抓起一只,给我看它半透明的尾巴里的四条血管,然后把着我的手,教我把针头扎到静脉里,再把针筒往回抽一下。她说,你看到回血就是扎准了,现在注射空气进血管,小白鼠就猝死了。

几十年后在大洋彼岸,我被送到医院做紧急剖腹产,那是我这辈子头一次打静脉针。针头扎进血管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在我手里痉挛的小白鼠,眼睛盯着输液管,冲着护士大叫,里面有气泡!

许多当年母亲教给我的科学常识,像是写在我眼皮底下的课本,合上眼我就能看见它。有时候,我会捕捉到自己跟女儿们重复我母亲的话。比方说,青菜要洗完了再切,先切后洗的话,会丢失太多的维生素;想要青菜出锅时是绿色的,锅盖就只能盖一回,揭开以后再盖上一定会发黄;煮干豆类的时候先不要加盐或糖,这样才容易煮烂;还有,洗脏衣服用水泡没什么效率,需要重复挤掉脏水吸入清水,洗涤是通过这样的交换而完成的。

最难忘的常识,是关于水和油。我刚开始炒菜的时候发生过一个事故,我把油倒进了一个湿的炒锅,结果脸被滚烫的油溅到。母亲吓坏了,拿了笔和纸,跟我仔细解释了水的分子和油的分子、水的沸点和油的沸点的区别,为什么锅子必须是完全干的才能把油倒进去。在母亲眼里,炒菜变成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她最大的恐惧就是我的眼睛会被油爆瞎。后来我到美国留学,母亲给我的每一封信里都要加上一句炒菜要小心,油不要溅到眼睛里。那些年我面对的人生危机母亲无法知道,她只能茫然地担忧,而眼睛被滚油爆瞎这一形象,象征着一切可能发生在她女儿身上的邪恶。

母亲虽然喜欢教我科学常识,但是对我青春期身体的变化只字不提。那段时间我喜欢打乒乓球,上学的时候总是把一块乒乓球拍藏在罩衣下面,拍把掖在裤腰里。有一天,我感觉到球拍触到胸口时很疼,意识到那里长了两个硬块,以为自己生了什么病。又过了一阵,胸就鼓了起来。有一天,在田径课跑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男老师盯着我跳动的胸脯,脸唰的一下红到耳根。回到家,我就把穿不下的方领衫,修剪缝制成勒胸的内衣,勒到喘不过气来才放心。

那个爱趴在窗前发呆的妹妹,越过了一段尴尬的年龄后,长成一个含苞待放、明眸善睐的少女。记得那段时侯,我总是在等着隔壁邻居家一个卷发男孩回家。每次在窗口看到他,我就飞速拿起羽毛球拍冲下楼,气喘吁吁跑到他面前,假装这完全是巧合。有一次母亲正好骑车过来,看见我和男孩在说笑,就把我拉回了家。她严厉地说,他是个吊儿郎当不爱学习的小流氓,你还去跟他胡调情,以后再也不许做这种事了。我不知道“调情”和“这种事”是什么,但它们让我联想起,在姥姥的《匹克威克外传》插图里面,有一张男人和女人在一条公园长椅上接吻,每次翻看都让我感觉暗流涌动。我直觉“调情”和“这种事”都是羞耻的、罪过的,是我不应该做的事。

这样的欲望和抗争,就是从亚当夏娃延续下来的原罪吗?为什么在所有的文明里,都有对这个最自然的欲望的禁忌?人类是为了征服欲望,而创造了辉煌的精神世界吗?所有的艺术不都是欲望的升华吗?还有爱情,它又是什么?是上帝送给欲望的礼物吗?

陈冲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时

注:本文原载于《上海文学》2021年7-10月刊

特别声明:所有资讯或言论仅代表发布者个人意见,乐多体育仅提供发布平台,信息内容请自行判断。

标签: 回忆录

相关资讯
  • 陈冲回忆录
    作 者:陈 冲 前记:记忆,好像早晨爱人离别后枕头上柔软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里存在过的证据。你似乎能感到那里的温度,忍不住伸手去抚摸它,把脸贴住它。等你再抬起... (查看全文)
    2022-12-17 | 阅读:6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