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与国球乒乓的情缘

本文选自 2022年第5期（总第309期）

国家领导人与乒乓球事业

文 | 徐寅生

参加第25届世乒赛后，我一度灰心丧气，情绪低落，甚至想挂拍改行。可是又觉得不大服气。心想那些世界名将，其实也并不可怕。容国团能获得成功，我为什么就不行？

容国团荣获世界男子单打冠军，是个重大突破，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回国后，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容国团和乒乓球队，并观看了乒乓球表演。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当时的情景至今仿佛还在眼前。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徐寅生，在锦标赛中，淘汰了日本全国冠军。毛主席面露微笑，亲切地和我握手表示鼓励。跟运动员们一一握手后，毛主席坐下来，和刘少奇、朱德、贺龙等中央领导一起观看表演，不时为运动员打出的好球高兴地鼓掌称赞。

第一次见毛主席，当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伟人面前被一种强大的气场所感染，两眼一直盯着毛主席的伟大身影。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北京饭店。国家体委在那里设宴欢迎乒乓球队归来。尽管周总理工作很忙，他还是特意抽空赶来参加。

周恩来总理接见容国团

周总理高兴地祝贺容国团的胜利。他说，中国乒乓球队夺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全世界都震动了。他勉励我们要“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埋头苦练，生生不已”。谈到胜负时，他说，我们取得世界冠军才是第一次，不能骄傲，胜而骄就容易摔跤。败一次不算什么，常胜将军也会打败仗，最怕的是气馁。我觉得这些话是针对我讲的。

贺龙副总理还向总理汇报说，这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代表大会通过了1961年在中国举行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决议。有36个国家举手赞成，只有日本、韩国、越南反对，两票弃权，美国也投了我们一票。国家体委为了推动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也为了感谢全国人民对国家队的关怀，安排乒乓球队到一些省市去做汇报表演。所到之处，我们受到了当地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争相观看世界冠军的风采和国家队的表演。

1959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贺龙等观看乒乓球运动员表演

每次表演前，主持人要向观众介绍运动员。轮到我时，总是介绍说我打败了日本冠军成田，观众们都报以热情的掌声，弄得我实在不好意思。就打了这么一场好球，还让人家老挂在嘴边。

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还有容国团的成功对我的激励，加上经过不断的自我反省，我开始振作起来。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我决心要在北京世乒赛上取得好成绩。

1971年1月25日，应对外友协邀请，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会长、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一行四人飞抵北京。当时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人吴晓达、中国乒协代主席宋中和秘书长邹伯贤，我和邱钟惠、庄则栋、林慧卿分别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代表也一同前往迎接。

日方参加会谈的是后藤钾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村冈久平以及日本乒协理事森武、随员小田悠佑等四人。后藤钾二对中国友好，他对宋中说，中国队已经连续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了，第31届世乒赛将在两个月后——3月28日在日本名古屋市举行，如果没有中国队参加，这次世乒赛就会失去世界大赛的意义，将缺少光彩。征得日本乒协其他领导人的同意，他下决心一定要请中国队参加。这一次是专程到北京来邀请中国队的。

1966年8月24日，由日本乒乓球协会代理会长后藤钾二率领的日本男女乒乓球代表队抵达北京，参加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

当时，中日之间只有民间交流，两国没有邦交。日本内阁也是右翼势力当道。所以听说后藤钾二要力邀中国队，有人就对他威胁恐吓，并给他设置种种障碍，但后藤钾二置之不理，冒着风险来促成此事。

后藤钾二不但心肠热，性子也急。

到北京饭店刚落脚，他便拿出一份会谈纪要的草稿递给宋中，表示希望以这份草稿作为双方会谈的基础。日文的草稿很快被译成了中文，参与会谈的中方人员连夜逐条推敲。草稿很简洁，大意是中国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日方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这三原则，是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来的。但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中方参与会谈的一些人提出还必须加上一句话：“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听了中方的意见，后藤钾二急了，他说：“我是搞乒乓球的，是民间的，我怎么有权力答应呢？”谈判进入僵局，后藤索性称病躺在床上不起来。

这件事情周总理一直在关心着。

周总理听了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国家体委宋中等人的汇报后，总理说：“我看后藤的那份会谈纪要挺好。你们要分清楚，他不是日本政府的外相，而是代表日本乒协来的。会谈要看对象，台湾问题在这里就没有必要提，你们不要给后藤先生出难题。”周总理最后表态：“你们回去后，马上跟后藤谈，谈妥了我就见他。”

至此，会谈如春江放长筏，一泻而下。当宋中到旅馆转告总理的意见后，后藤非常高兴，病也好了。中国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因有了总理的指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1971年1月29日，周恩来、郭沫若会见后藤钾二（前左四）及其随行人员（新华社发）

周恩来总理很快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后藤钾二一行。周总理说：“后藤先生，感谢您对中日之间乒乓球界的交流做出的努力。”

后藤说：“我一定信守诺言，把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办好。”

周总理说：“我们坚决地支持您。”

后藤钾二说：“这么说，我得到了七亿人的支持？”

周总理说：“是的，您背后有七亿中国人民的支持，您就放手去做吧……”

会见结束，后藤钾二对宋中说：“中国总理对乒乓球运动这样关心支持，实在是想不到。和他谈话，真让人感动。”

日本新闻界非常敏感，当晚各大电视台便反复播放中日乒协的会谈纪要。2月2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日本方面承认了政治三原则，这就打开了日本和中国进行乒乓球交流的道路。今后不仅是体育，在推进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交流，也将继承这种‘乒乓方式’。”

1971年3月28日下午，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式在日本名古屋市的“爱知县体育馆”隆重举行，图为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进入比赛场（新华社发）

中国乒协同意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原本中国队缺席，名古屋世乒赛也就成了一项平常的赛事，现在听到中国队要来，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则中国队是强队，二则因为“文革”时期中国跟世界没什么交往。在舆论的关注和宣传下，球票一下子就卖完。

周总理对中国乒乓球队的参赛很重视，还专程接见了代表团，为代表团制定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活动方针。

1973年春，第3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举行。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征前夕，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接见了我们。这次周总理还特地把叶剑英元帅也请来了。

那天，中央领导在首都体育馆里兴致勃勃、长时间地观看了运动员们的比赛。比赛结束后，运动员们和在场的全体人员热烈鼓掌，向中央领导致意。叶元帅便从主席台上走下来，他以为活动结束，当他要穿外套的时候，周总理笑着说：叶帅你别走，一会儿再跟大家谈谈。叶元帅也笑了：喔，我以为没有事了。周围的人听了周总理和叶元帅的对话也都乐了。

1947年早春，转战陕北前夕，毛泽东身上肩负着千斤重担，但是他并未忘记身体锻炼。这段时间，打乒乓球成了他工作余暇的主要运动

这是建国后，毛泽东打乒乓球的照片。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刚刚放下批阅的文件和书籍，路过走廊上摆放的球台旁，在服务人员的热情邀请之下，兴致勃勃地拿起了球拍

毛泽东多为横握球拍，打出的球比较稳当，然而却变化多

当周总理、叶帅走进休息厅以后，刚打完球的运动员匆匆披上外衣陆续走了进来。有的见座位满了，就席地而坐，紧紧地围坐在周总理的身边。周总理招呼运动员们穿好衣服，让他们坐到离窗户远一点的地方，叮嘱大家防止着凉注意身体，总理还执意起身把自己的座位让给运动员。

休息室里热气腾腾。坐定后，周总理请叶帅给大家讲话。看来坐在一旁的叶元帅思想上没有准备，后见推脱不掉也只得服从“命令”。叶元帅以政治家、军事家的气魄，从周总理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讲到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使在场的运动员深受鼓舞和教育。而后，周总理一一询问了代表团的行程、生活、医疗等各方面的情况。当他听到代表团里只有一个男大夫时，就关切地问，那么多的女运动员，为什么不多派一名女大夫呢？

周总理右手握直拍，打球很认真，球打出界也会惋惜，打个好球，会高兴得像个孩子

1964年1月，周总理访问加纳时，与恩克鲁玛总统打乒乓球

周总理的问话既是对女运动员的关怀，也有对体委工作的批评之意。在场的体委领导当即向周总理检讨，工作上考虑不周，以后一定注意。大家以为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因为马上就要启程，没有可能再弥补这个不足了。不料，到了凌晨2点，体委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周总理已特地从卫计委派往非洲的医疗队里，抽出一名女大夫支援乒乓球代表团，当天即来体委报到。她就是北京友谊医院的内科医生张恩德大夫。

消息传到乒乓球队，大家深为感动。女队员们更是感激周总理对她们的关爱。其实，那天周总理是刚从外地休养回到北京，旅途疲劳尚未消除，就赶来接见乒乓球队。接见结束后，周总理对派女大夫的事一直放在心上，连夜物色合适的人选，直到深夜把问题解决了为止。

几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周总理当时已重病在身。（金大陆 吴维整理）

1961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席我国参加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组委会举行的联欢会，祝贺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右二为庄则栋

特别声明：所有资讯或言论仅代表发布者个人意见，乐多体育仅提供发布平台，信息内容请自行判断。